我们常说城市化，乡下人怎么被城市化？常说进城打工者，送快递的、看大门的、停车收费的，打交道不过5分钟，又有多深的了解？
    作家王昕朋近一年多来的三部中篇：《金融街郊路》（《北京文学》2016年9期），《第十九层》（《特区文学》2016年5期），《北京上午九点钟》（《芙蓉》2017年1期），都是有关进城打工者，是对这一群体的新叙事、新理解，初步呈现了一种新的进城叙事。《金融街郊路》写农民进城当停车场收费员，《第十九层》写高楼大公司里的保洁工，《北京上午九点钟》写高档小区收废品的破烂王。三个行当都是人们最常见的进城打工职业。
    之所以说新理解、新叙事，首先是因为这三部作品提供了进城打工者的另外一面，有别于以往其他进城叙事。上个世纪80年代的陈奂生进城，那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有一种乡村遭遇现代城市的震惊体验，有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强烈的进取精神，洋溢着喜剧意识。而本世纪初《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看不见的城市》等进城叙事，具有更多艰难困苦和悲剧色彩，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涂自强和天岫，最后都死掉了。与此不同，王昕朋这三部中篇构成的进城叙事，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而是持一种客观呈现态度，不美化、不嘲讽，冷静道来，颇有社会剖析小说的况味。常见的进城叙事中打工者打拼的问题、生存的问题都涉及到了，但不是重点。小说重点在于这些人物的道德观念，说得更直接一点，是道德观念中的瑕疵、丑陋的部分。三部作品的三个进城打工者，两个大桂，一个二泉，应当说是陈奂生们的孩子辈。他们不同于陈奂生、涂自强、天岫的善良、忍耐和刻苦，而是精明势利，甚至强悍，长于与城里人周旋，处处使小心眼儿，经常钻人际的空子，成为当代文学进城叙事中新的人物形象。
    刘大桂是《金融街郊路》《第十九层》的贯穿性人物，两部小说有很明显的连续性。《金融街郊路》中刘大桂是停车场收费员，主要的戏份是与男收费员老伍、妹妹小桂以及车主之间勾心斗角。小说中打酱油的胖姐成为《第十九层》中与大桂演对手戏的重要人物。两部小说连缀起来，就呈现了大桂进城以后的戏剧性转变。在《金融街郊路》中，刘大桂是一个相对诚实、不敢瞒着老板往自己腰包里装钱的农民菜鸟，在小桂的调教和与老伍的竞争中，逐步转变为一个能够随机应变、看人下菜的熟练工。对胖姐赠衣赠食的小恩惠还心存感激。到了《第十九层》中，刘大桂的生存竞争力大幅提升，周旋于国有公司几个老总间，几近八面玲珑。她学会了利用女色，与掌握权力的韩总有一腿，为自己打开方便之门。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大桂忘恩负义，以租房的名义强行霸占了曾经的好友、财务胖姐的房子。两部小说如果起一个总的副标题，就是“善良农民刘大桂消亡史”。这一标题同样适用于《北京上午九点钟》。高档小区收废品的二泉一出场就非良善之辈，仗着他当后勤行政处长哥哥的权力，废品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到了无视众人、要挟整个小区居民的“狂妄”地步，活脱脱地呈现了那些裙带打工者进城来分一杯羹的“理所应当”心态。小说使我们注意到，人的阶层不仅以经济条件来划分，有时候也是心态。物质上的穷人，心理上很可能是一个食利者、剥削者。大部分的破烂王靠不怕脏不怕累的苦干，靠积少成多的愚公精神，二泉靠的纯粹是权力，配一副小人得势的市侩嘴脸，这样的形象在当代进城打工者中着实少见。二泉不妨看作男版、加强版的刘大桂。
    三部小说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揭示了当前进城人群中的问题打工者。打工者变丑变坏，并非本质化叙事。他们并非天生如此，而是环境使然。大桂的改变，一方面是小桂的调教，更重要的是出于与老伍竞争的利益需要。打工者与官员、商人一样，也是人；打工场与官场、职场一样，也是名利场。这个观念在小说《北京上午九点钟》中表达得更充分。
    如果说，《金融街郊路》《第十九层》两部小说叙述了进城打工者由漂泊到立足、由好变坏、由纯洁变复杂的“善良农民消亡史”，那么《北》便是打工者进城立足之后，深层城市生活介入史。为此，小说采用了巧妙的设计，打工者二泉有了一个当官的哥哥做靠山。这个设计表达了另一个现实观照，即打工者并非全部无根无脉。这显示了王昕朋观察复杂现实的独特眼光。二泉一露面就是一个动机不纯、态度不端的问题打工者典型。他进城不是想通过劳动致富，而是抱着守株待兔、靠关系吃饭的腐朽思想，难怪他对帮衬他的哥哥还横加指责：“我抛家别子来北京是挣钱的。你当着处长，住着宽敞的三房一厅，开着几十万的小轿车……”他在大门保安小平头的调教下，在与烟酒店老板的交道中，学会了待价而沽、见机行事。小说在呈现二泉道德污点的同时，以进城打工者的视角，介入到比停车收费、楼道清洁、生活垃圾等更深一层的生活，那就是高档小区隐秘的食物链。此废品不同于彼废品，出自官员家庭的那些来历不明、用意暧昧的过剩高档礼品，就成为二泉废品收入的重要内容。一个存在于无名送礼者、小区官员、大门保安、废品收购者、烟酒店老板之间的秘密食物链浮现出来。大泉告诫二泉，“把司局处干部扔掉的东西当垃圾弄出去再处理”，“不允许胡说八道，也不允许到处打听”，这个告诫相当于隐私垃圾处理工作守则。比起现实生活中动辄上百亿、千亿的巨贪大老虎来说，这点残羹剩炙实在算不得什么，但对于进城打工者来讲，这些亲眼所见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包含的城市隐秘之巨大，足够令人震惊。更何况，二泉还发现了夹杂在废品中的小雪私人照片，直到他明白了当处长的哥哥包养情人小雪的秘密。《金融街郊路》是奥迪车主和他的小情人，到《第十九层》则升级为大桂与韩总的暧昧关系。三部小说以打工者视角介入城市深层生活的力度，层层升级。
    王昕朋这个新进城叙事系列一石二鸟，一方面聚焦于进城打工者的道德问题，这是作者的视点，一方面又以打工者的眼光，来揭秘城市深层生活和权力的运作。停车收费权、楼道废物处理权、高档小区进门收废品权，这些打工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他们手中的权力，只不过是城里人看不上眼的权力罢了。这些权力的运行和更高级的权力运行联系在一起。大桂处理办公室废品权，和公司韩副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进而又联系到公司更多的权力者：新来的裴副总、老好人张副总、马总的蒋秘书。小说《第十九层》有两处地方令人玩味，一是“新电话表里增加了公司新来的一位副总经理，让刘大桂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最后一行写着：保洁员刘大桂”。一是“公司行政后勤会议通知她参加”。外来者成了内部人，保洁工成为公司一员，这身份转变背后透着某种历史真实。在这一新的叙事中，跟权力调情的不再是女秘书、女明星之类的二奶、情人等定型化形象，而是一个无根的进城打工者。小说结尾，刘大桂通过撒泼耍刁，强占了待她如姐妹的胖姐的房子，彻底完成了由乡下到城里、由弱势到强势、由好变坏的道德转变。完全丑陋不堪。而这正是城市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
    王昕朋揭示进城打工者的道德问题，实在是个冒险的尝试，或许会受到立场和情感的质疑。但我认为要全面理解王昕朋的进城叙事。在此之前，王昕朋一直站在同情打工者的立场上观察和书写这一社会群体，如《红宝马》《红夹克》《红宝石》等“红”系列小说，充满了对这一群体的关爱。因此，一年多来这个新进城叙事系列，与其说直面丑陋的问题打工者，不如说触及了城市化进程中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显示了一位秉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写作伦理。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迫切希望城市中新老市民增进理解、加快文化融合、和谐相处的愿望。随着大城市接纳外来人口力度的逐渐加大，比如暂住证制度、移民子女高考制度，甚至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进城打工群体的利益期待也逐步提升。打工者不仅仅要赚钱，还有更深层面的利益诉求，势必介入更深层的城市生活，利益调整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理应得到相应的利益回报。我认为，这三部作品正是这一利益诉求的委婉的历史表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三部作品显示了进城叙事的复杂性和新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