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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俗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基本还是书面文学，或者说是处于书面和口头边际的文学。也许作者也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真正使用者是那些村夫民妇，是走街串巷的草莽艺人，但他无法摆脱考据历史文献的研究方法，其“田野作业”只能做到搜集民间流传的和文字出版物以及抄录国外图书馆里的敦煌遗书而已。 在本书中，民间文学最重要的作用似乎是为正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文体的资源。这种观点在鲁迅、胡适处都得到了精彩的论证。民间文学的土壤开出来灿烂的莲花，这烂泥里还有些什么呢？如果把民间文学视为材料，正统文学为成品，那还是以正统文学为标准。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民间文学不仅仅是材料和资源，它亦是成品，也是花朵。 民间文学存在于口头，存在于面对面的表演中，在表演的现场把握民间文学的口头属性，不应用作家文学的标准来认识其瑰丽的面目，不应忽视民众自己对生活世界的认知、执著与主动性、能动性，作品中不能只是单声调的独唱。 经过胡适等人的大力鼓吹，白话文学是精品文学、进步的文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郑振铎在此基础上以民间文学为对象，整理国故，扩大战果，以眼光向下的态度，关注民间讲唱文学，跃跃欲试信心满满地要给大家看看中国文学新鲜的另一面，即“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理念一致，是把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为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郑认为下层的文学是民族国家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园地中有重建民族国家文化需要的新鲜材料和观点。 先有对民间的想象与发现、学习的意图，才有在叙事领域的具体专项的开拓。重视民间文学是因为其背后的民的原因，研究是思想和学术革命的一环，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民间在前，文学在后，学术的纯粹性与科学性相对而言并不是重点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