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彦林长期从事散文创作，先后出版了《裸露的灵魂》《都市庄稼人》《灼热乡情》《春天住在我的村庄》《赤脚走在田野上》《享受春雨》等散文集。通观厉彦林多年来的散文创作，可以发现，他的作品始终以沂蒙大地和人民为描写对象，以书写沂蒙精神为主题。作为地地道道的沂蒙人，厉彦林在以沂蒙精神为核心的沂蒙文化氛围中熏陶长大。其祖辈、父辈见证了沂蒙红色文化的发端，及其与沂蒙人的品格、精神融合发展的历程；厉彦林成长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亲历了沂蒙精神的产生、发展和壮大，乃至于上升到民族精神的过程。厉彦林对沂蒙精神的思想脉络、与时俱进的品质有较为深刻、透彻的把握。他立足于质朴自然的普通百姓视角，从“真情”抒发、“家国”情怀、天地“道心”、“诗化”语言四个维度，对乡土沂蒙和沂蒙精神进行文学化表达。
    浓醇似酒的“真情”抒发
    厉彦林以乡土沂蒙为书写背景，从亲情、乡情、土地情、沂蒙情、民族情等情感层面切入，立体多维解读、渲染、彰显沂蒙人的“精气神”。他习惯沉入生活内部挖掘素材，潜入记忆深处追寻真情。他撰写有关父母、家人的亲情散文，特别是回忆父母的文章，是在他自己也做了父母、经历了人生的生死离别与荣辱悲欢，经过他自己心灵过滤、醇化、赋灵，从心底自然流淌而出的至善至美的感情。
    厉彦林散文中，平凡琐碎的记忆里藏着感情的深波大澜，清晰的记忆历历在目，让他难以沉默；模糊的诸多隐语，又让他不能自已。从厉彦林追忆父母亲情的文章，可以撷取这样一组场景片段：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儿子在写作业，娘在做布鞋，儿子不时抬头看看娘，娘似嗔实喜地督促，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在夕阳下，驼背的母亲在田地里劳作，满头白发被风吹起，像一团白云，弯曲孤单的身影叠印在地垄上；在寒冷的冬日，父亲提着一包煎饼和煮熟的鸡蛋，脸冻得发紫，身上挂满雪花，胡子上结了霜，走进儿子的学生宿舍，临走时不忘摸摸儿子的被子，伸手摸出了散发着体温的50元钱，回首的目光中透着无言的嘱托和惦念……
    厉彦林善于将内心的感伤、思念等最能打动人的感情波动调到最浓处，甚至是浓得化不开，读者因此被其真诚、圣洁、美好的感情打动。
    厉彦林抒写的乡情散文80余篇，勿论内容，仅部分散文题目，就能缀联成一轴美不胜收的沂蒙风情画卷。清晨，《童年钟声》响了，在《童年卫士》的陪伴下，吃着《地瓜》《煎饼》，穿过《青石小巷》，走到《沂蒙山》前《沙土路》上，听《欢唱的麻雀》，哼《沂蒙山小调》；趟过《故乡弯弯的小河》，《赤脚走在田野上》，《攥一把芬芳的泥土》，《听春》《品春》，《享受春雨》，遍野《淡淡的槐花香》，看《春燕归来》《栀子花开》，感受《春天住在我的村庄》……远离《村庄》《故乡》，《电波系亲情》，《盛世春节》到了，携带《布鞋》《旱烟袋》等《爱的礼物》，《回家过年》。穿过《青石小巷》，《回家吃顿娘做的饭》，《凝望娘的满头白发》，感受《父爱》，聆听《家训》，陶醉在《乡情如酒》里。厉彦林散文重写实、尚浪漫，现实主义的基调里，融入了温暖亲切浪漫的色彩；将风物描写、民俗刻画、人物点染、抒情议论等众多艺术元素，糅进他反复吟咏的乡情中，使他的散文多了洒脱俊逸的神韵和朴素唯美的情致。
    厉彦林散文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土地情”的阐发。他说开春的沂蒙大地地气蠕动，隐隐约约、如丝如缕，从远远的土层深处传来，乡村四野因之变得松软，山岗也“草色遥看近却无”。只认识自己名字的爷爷，每逢下地干活，一定要把鞋脱掉，在爷爷眼里，地是通人性的，不能用鞋踏的；如果踏了，地就喘不动气了，庄稼也不爱长了。父亲在新春播种时，习惯单膝跪在耕地上，攥一把泥土，再让泥土慢慢从指缝里漏下，以此感受大地的体温和脉动。他本人即使进城工作多年后，每逢回村下地，也必先脱掉鞋袜。村南整大寨田时，老队长用镢头把年代久远无主的骷髅砸得粉碎，用锨散落田间，让他入土为安，回归土地。在他看来：“地种三年亲似母，农民和土地血脉相通”，“土地像一阕词，上阕是人类生存的空间，下阕是安放灵魂的栖所”。祖祖辈辈对土地心怀感恩、对生活的感恩，对苦难的坚忍，已转化为身体、情感和文化的基因，转化成村庄故乡的根脉、灵气，内化为厉彦林作品中的故乡情结。
    厉彦林的散文创作不仅仅局限在“小感触”、“小哲理”、“小情小爱”的“小我”状态，而是以“我在”的写作路径，推己及人、由点到面，从父母、乡邻身上集中体现沂蒙人的普遍特征，阐发“沂蒙情”，再扩展到更大范围内的“民情”、“国情”，物化到“世道人心”、“民族国家”、“天地自然”等宏大主题之中。精准刻画了沂蒙精神中“人民性”的核心特征，特别是沂蒙人重情重义、大仁大义、耿直忠贞、醇厚善良、吃苦耐劳、轻利厚谊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正如厉彦林所说：“沂蒙精神，她是千千万万沂蒙儿女共同的灵魂称谓、群体的精神结晶，具有忠诚勇敢的本性和奉献的特质。”他为读者深入浅出地解释了巨大的、繁杂的、纠缠的、纵深的地域历史文化内涵和沂蒙精神的时代特征。引发读者情感共鸣的同时，他还注重成风化人，文中显现的浓醇感情、深邃思想对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审美观”、“价值观”的提升都有帮助。其散文既可为中小学生滋润心田、陶冶情操，又可与青年人促膝谈心、励志励智，也可为中年人解除困惑、校正航向，还能与老年人追怀抚昔、论道品茗。
    雄浑厚重的“家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沂蒙精神的核心就是浓郁厚重的家国情怀。“修齐治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要旨，而家风传承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且家风国风一体同构、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诸葛亮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曾国藩的“家俭而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梁启超的“不惑、不忧、不惧”等先贤家风之所以备受推崇，就在于厚重的“家国情怀”。
    教家立范，品行为先。家风书写是厉彦林散文中的一个主题或方面。他自己的家风质朴平凡。他不认识几个字的爷爷，是用沂蒙山方言拉呱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家风：“人的一辈子不容易……你在外边，要好好给公家干活，见了公家的东西，千万别眼热，人家的稻草咱一根也不要拿；娶了媳妇好好过日子，别这山望着那山高。这后两条，可最坏人的名声了。”这种具有朴素表现形式的“家国情怀”融入了厉彦林的血脉，伴随着他成长成才。厉彦林认为，向善向好的家风还要转化为人生的“定位”和“定力”，与众不同的成功者都是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不言败、有毅力和定力的人。
    厉彦林的家国情怀最终统一到强烈历史生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体现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忧患意识。首先是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担忧。厉彦林习惯在城乡二元经济对比中展开叙事。他认为，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是一段时间内牺牲农村、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发展工业和城市造成的，而与城市密切相关的二三产业创造的财富，却很少向与农村密切相关的第一产业转移。农村“哺育”城市有余，而城市“反哺”农村不足。
    其次是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如在《故乡那条弯弯的小河》中对故乡小河变迁的两个追问，《土地》中对违反规律损害与攫取土地行为的警示等，也让我们感到了刺破肌肤、深入骨髓的“痛”。从根本上，厉彦林对地域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忧思、所谓政绩考核的质疑，就是为了唤醒大家保护生态环境的急迫感、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此外，厉彦林的忧患意识还表现在多个方面，如，“除了解决民生的‘更高’与‘更多’，还要思考干群关系如何‘更亲’与‘更近’”；“如何减少一点好大喜功与人云亦云式的愚鲁盲动，多一点对民族文化传统与自然生态的自信和尊重”，等等。
    沂蒙精神中的家国情怀在抗日战争期间是保家卫国、抵御外辱。到了当代，家国情怀就是对家乡的关怀、对祖国的热爱。厉彦林善于抓住“小事”，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巧妙地把家国情怀中“独善”与“兼善”融为一体，将沂蒙文化底蕴和报国以忠的情怀升华到沂蒙精神层面，在散文中迸发、弥漫为一种磅礴的“气场”。这很容易使我们把对自己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遵守的规范、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排列到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中，从而把历史发展趋势和民族国家的未来走向放在一起，理性思考、动态把握，引导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
    厉彦林散文充满了昂扬向上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通过《沂蒙山》《碑祭》《沂蒙红嫂》等系列作品，从民兵、战士、红嫂、沂蒙山老农，沂蒙地瓜、煎饼、小米饭、鸡汤、苦楝树、独轮车、纺线车、担架、无名烈士碑等的描写，将党群之间、军民之间的“舍生忘死”、“爱党爱军”、“水乳交融”、“毁家支前”等核心精神进行了透彻深入的诠释。这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在近现代形成的沂蒙精神，不仅是对沂蒙革命历史的总结，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代代传递的精神火炬和永恒的精神财富。“它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沉淀和考验，带有对现实最透彻的观察和对人生深刻的感悟，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具有永恒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
    厉彦林散文与时代密切相关，革命前辈、先模人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农业学大寨、改革开放、新农村建设等都在他文章中留下印记。时代在变，他的写作内容也在变，但乡土沂蒙与沂蒙精神的写作母题、核心意旨贯彻始终，且拒绝庸俗消极，坚持托物言志，为时代发声，这使他的散文具有浴魂沐魄、催人奋发的艺术魅力。厉彦林注重把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文艺工作者应负的使命担当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平衡、校正自我情感结构和散文主题意旨的参照系，贯穿古今、渗透古今、叠印古今，倾情倾力书写家风、民风、政风、党风，书写公平、道义、责任、发展，读来每每令人警醒、引人深思，彰显了中国民族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睿智从容的天地“道心”
    天地“道心”是指摆脱种种观念束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显现或聆听自然本身。厉彦林的天地“道心”体现在对沂蒙风物、沂蒙品格和沂蒙精神的深层解读上。他从“人性”“物性”“灵性”三个层面，追溯沂蒙精神产生的源头，将沂蒙人民处世以仁、待人以义、相交以直的文化品格，源远流长的东夷文化、齐鲁文化精魄，衍化为“博爱”、“敬畏”、“平淡”、“真诚”、“睿智”的“人性”光辉，绚丽多彩的“物性”之美，超凡脱俗的“灵性”境界。
    厉彦林的《青春20岁》中有一封给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写的信，告诫儿子要确立人生的目标和方向、要坚信一份汗水一份收获、要养成宽容大度的美德、要学会常怀感恩之情、要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推而广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博爱”胸怀，厉彦林鼓励天下所有的孩子珍惜光阴、奋发有为。
    厉彦林认为，水滴可以穿石，小小蚂蚁，也可以贯穿千里长堤，平凡者、卑微者都有他们的高度和惊人之处，同样令人“敬畏”；他对生命、对生活、对人民同样心存“敬畏”。他以普通百姓的视角审视生活、书写生活，处处给予普通百姓以足够的敬意与真心的关怀，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平淡”的文风。如，《童年卫士》开门见山，“我的童年卫士，就是我家那条老黄狗”；《乡间秋雨》《碑祭》分别用“真盼望这场秋雨早点到来，缓解家乡日渐严重的旱情”，“清明，我们又一次来到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沂蒙山”开篇。厉彦林“真诚”地对待生活，不回避，也不美化，客观真实地反映当前农村存在的行路难、上学难、环境差，失地农民被城市化、边缘化等问题，秉笔书写，为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代言。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当下社会不良现象的尖锐批判，其根本目的就是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
    批评家雷达认为：“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的灵魂和心史的，直指人心的，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厉彦林关于土地、人民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忧思的层面上，而是把其他作家思考的终点作为自己思考的起点，深邃的目光穿越层层历史迷雾，表达出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厉彦林坚信，中国共产党为民而生、为民而兴、为民而强，实现“中国梦”，关键靠两条：“一靠凝聚和释放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二靠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些论述无不体现着作者的“睿智”思想。
    王兆胜认为：“物并不简单地用人类社会的意识来观照，而是赋予他们天地自然的属性，即物性，将作家惯常切入的‘人类社会’的立足点转化到‘天地自然’的视角，以自然之心来体悟自然之物的心怀，并通过物性展示更为博大精彩的世界。”厉彦林抒写“物性”的散文极多，既有布鞋、煤油灯、石磨、旱烟袋等具象事物，也有春燕、萤火虫、老黄狗、栀子花、槐花树等动植物，还有炊烟、村庄、故乡、沂蒙山等乡土景象和听春、品春、乡情、地气等美学概念。对于具象事物，厉彦林多沿着“属性—用途—聚情”的顺序展开。如布鞋、煤油灯两篇文章，先是介绍布鞋和煤油灯本身的属性，再介绍两者的用途，最后抒情：有一双饱含亲人惦记和祝福的布鞋，人生的路就不会走错；童年记忆中的煤油灯，因母爱的暖色，转化为心中的明灯，照亮温暖了生命。对动植物或美学概念的书写基本沿着“属性—聚情—阐理”或“属性—阐理—聚情”两种模式展开。如，《出类拔萃的秘密》中新栽植竹子三年内不生长，到第五六年雨季过后，就可长成一片高过老竹子的竹林，其根本原因憋着劲儿布根，为后代积蓄能量；喻后辈只要脚踏实地、厚积薄发，一定能取得优于先辈的成就。
    厉彦林散文的“灵性”极具分寸感和张力美，即使落叶飞花、一时一事的感悟，也能随意撷取，点化为美文。如，风淡云轻、月光如洗，秋虫低吟浅唱，抒发生命的自由与从容；被狂风撕碎的法桐叶，铺在青春记忆的门口，涌动着人生的多彩与单调、迷茫与执著；卑微是高贵的基石，把人和事物抬高垫高，任何高贵都站在卑微之上；幸福不能用物质金钱垒砌，而是内心的淡定、从容、满足；人这一辈子就像一壶茶，苦一阵子，不会苦一辈子；只有品味世态炎凉，体味人间风雨雪霜，人生才会趋于完美，也才会着上成熟的颜色。
    厉彦林散文的“灵性”取源于物、取源于心、取源于道，习惯于就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心之间关系，从“上下”“左右”“前后”“内外”“分合”“主次”“正反”等多角度思考与感悟，旨在阐释人生价值、世界本源、美学精神等深层次问题。但他散文中的“灵性”生发于具象之中，渗透着实物的信息，读来毫不虚无、毫不牵强，意在笔内而境在墨外。述人、谈己、阅世，广博之处让人悲悯天下苍生，精深之处让人体味成败得失，不自觉让读者心扉洞开，让心空出来、静下来，在具象与意象的神奇幻化中，得到美的享受。
    清新唯美的“诗化”语言
    书写、歌颂乡土沂蒙和沂蒙精神的小说、戏剧及歌曲、曲艺等较多，其中，不乏像《沂蒙山好》《沂蒙颂》《沂蒙九章》《红嫂》等名作名篇；而以散文形式系统书写乡土沂蒙和沂蒙精神的著作相对较少，厉彦林独树一帜，用“诗化”语言书写沂蒙精神，成为沂蒙精神的文学书写者中的非常重要的一员。
    《我是一棵庄稼》《喜鹊》《团瓢屋》《土地的胎音》《弯把犁》以及《沂蒙组诗》等作品，语言生动、感情充沛，或激情洋溢，或清雅隽永，或舒缓曼妙，或余韵悠长。他善用通感、转义、借喻、拟人等修辞方法，写景状物喻人形神兼备；借助极富张力、极为感性化的语句、意象、色彩、声调，甚至是标点符号，建构出了既具象又唯美的意境。比如，在《苍鹰》中，他写道：“闪电，是狂放不驯的影子。雷霆，是悲凉愤怒的长鸣。伤口流着血，但很潇洒。眼角挂着霜雪，但很自信。既然获得了翅膀，就要狂飙一样飞扬，把壮美的形象印上蓝天。”作品想象丰富、激情澎湃，以闪电、雷霆、霜雪喻前进路上的磨难，用蓝天喻理想，以血汗、狂飙地飞扬喻果敢坚决、全力以赴争取成功的信心和决心；暗喻了生命的深邃意境，利用繁杂的节拍、铿锵的音律，激活人们潜意识里巨大的能量；弘扬的就是沂蒙精神中开拓奋进和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
    厉彦林善于引经据典，将古代典籍和诗词歌赋的意蕴融入散文写作，并通过自己心灵之光和理性之光的烛照，使之相解相融、交相辉映。如，为凸显沂蒙精神的党群之间“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文化内涵，喻当下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和建设路径，引用《易经》中“坤厚载物”，汉文帝的“夫农天下之本也”等经典论断，以及唐太宗“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慨。为树当政者“为国为民”、“心怀天下”之志，励广大民众“执著理想”、“艰苦创业”之行，引用《孟子》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映当下应培树的“人生观”、“价值观”，凝聚共识，迸发立功“中国梦”的激情与活力。
    厉彦林更善于释经化典。如，为从时间层面上更好地体现沂蒙精神的时代性、开放性内涵，化用了清初诗人赵翼的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沂蒙地域文化以及沂蒙精神的前世今生，化用了“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人心”“纳蒙山之灵气，汲沂水之膏泽”“翠竹掩农舍，清泉石上流”，以及“那历经千年春雨的舞榭歌台，岸芷汀兰，江船渔火，晓风杨柳，千里啼鸣，杏花酒旗，人面桃花，仿佛都嵌入到绵绵的情怀，在雨中醉了”等风骨与清雅并存的诗句，并将其提升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学意旨层面。
    厉彦林把写文章作为自己人生的纪录和生命思考的轨迹，特别用心，称得上呕心沥血、精益求精。为写好写透《土地》一文，历时4年零两个月，先后修改17稿；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人民》，从2009年8月动笔，到2016年3月发表，历时5年6个月，修改达27稿之多。文品亦人品，厉彦林不追风、不赶潮，向来远离喧嚣，潜心创作。他这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个人品质，本身就是沂蒙精神的具体体现。
    批评家南帆认为：“文艺时常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不同的时代，文艺可能是号角，是旌旗；也可能是美的熏陶，是灵魂的深入展示，是历史的总结和反思。文艺作品必须具有凝聚民族精神、培养人文情怀、抵御腐朽思想意识、弘扬真善美的功能。”沂蒙精神因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必将焕发勃勃生机，必将扮演重要角色。
    经过三十几年的辛勤耕耘，厉彦林对沂蒙精神的文学书写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和话语体系，值得反复阅读。他的真情实感的抒发让我们同时读到了乡村历史的变迁和沂蒙精神的道地元素；他“家国情怀”侧重的是为普通百姓代言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对沂蒙精神解读展现出的中国梦想与力量；凭天地“道心”对人性、物性的剖析，折射出的是心灵的美好、精神的自由和生命的体悟；同样是“诗的散文”，他的散文有诗的意境、清雅，却没有辞藻的垒砌与艰涩。阅读厉彦林的散文，就是品味人生，思考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