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塑造“典型人物”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而那些随着时光的远去而隐入历史缝隙的“典型人物”就更难写。之所以说难写，就在于逝去的人物连同那个时代的经验一起，成为当下作家需要重新探访、感知甚至于想象、虚拟的“对象”。没有强大的思想能力、没有真切的生命经验、没有深厚的情感融入、没有充分的知识准备、没有艰苦的田野调查，便很难走进时代的深处与细部，更难触及人物的心灵与精神。
    作家如何认知并打开镜像中的历史，如何再现并刻录时代的轨迹，如何理解并拔擢人物的精神存在，不仅取决于思想本身是否高蹈深邃，更决定于思想面向生活的角度，亦可以说思想站立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秉持何种写作伦理直接影响作品的成色和趣向。谷文昌作为当代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在福建东山可谓家喻户晓，其主要事迹更是经由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而为人熟知。谷文昌的形象越是深入人心，对作家的考验便越是复杂深刻。而吴玉辉在长篇报告文学《谷文昌》中，试图讲述一个熔思想深度、情感温度和文本之美于一炉的中国故事，写出谷文昌的生命之常和灵魂之深。
    谷文昌的形象和事迹早已深入人心，如何能够探触到他丰饶博大的心灵世界，进而写出人物灵魂的“深”来，便成为吴玉辉创作的主要着力点。吴玉辉在《谷文昌》中全面记录了自20世纪50年代起，谷文昌克服东山岛风沙灾害的恶劣环境、带领东山人民种植木麻黄、改造东山荒岛的奋斗历程和先进事迹。谷文昌深入基层，从实际出发，在长期与东山生态环境的斗争中总结经验，发展当地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面对饱受苦难的当地妇女，谷文昌把“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一项德政，十万民心”，这其间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和担当勇气令人动容。谷文昌艰苦朴素、公私分明、严以律家，真如书中所说的，“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因而，人民对他的回报与纪念也是厚重绵长的，清明时节当地乡亲“先祭谷公，后拜祖宗”的习俗令人震撼、引人深思，也从更深层次折射出谷文昌一心向着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信仰。
    当下的“典型”叙事，小说也好，报告文学也罢，看得多了，一种阅读的直感便是：作家们往往执著于对“外在经验”的铺展，停留在事相的表层和故事本身的起承转合，对题材、结构、叙事策略、人物形象等层面的横向拓展屡有收获，而对人的心灵、情感、日常生活、生命存在等“内在经验”的纵向掘进却严重不足。没有存在感的建立，文学就没有内在的维度，人也没有心灵的内面，文学就会成为平面的文学，人也会成为单向度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谷文昌》通篇贯穿着对精神灵魂的追问和对存在意义的呼告。
    书写典型人物，难在表达灵魂之深。作家吴玉辉本人就是东山人，对特定历史、生活场景、风物民情的熟稔使得作家与典型人物之间得以达成一种“互见”和“对话”的关系。正是在这种“互见”和“对话”中，吴玉辉找寻并复现了那些湮没在历史进程中的鲜活动人的故事和元气淋漓的生命经验。在持续多年的写作准备过程中，吴玉辉采访了谷文昌的亲属、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南下的老同志、跟随谷文昌植树造林的干部和村民，以及长期从事谷文昌精神宣传研究的专家学者等等，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有意味的细节。作家经由对谷文昌日常生活状态的精准描摹与感人事迹的深刻思辨，走进一个共产党人磊落而无私的精神世界，进而揭示出谷文昌之所以成为当代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的精神实质。
    20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与变革的激烈程度恐怕是世界之最了。进入21世纪初年，虽然处于和平时期，但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改革与变动不居之中。而我们的文学呢？却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登上伟大的高峰。让人颇觉难堪的是，世俗的文学，甚或娱乐化的文学主流，历经20余载，至今仍然没有终结。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为什么至今仍然令人怀想？因为有着人的解放与人道主义的关怀，还有作家对文学的宗教般的信仰与理想，作品因而显露出美好而高贵的文学气质。彼时的文学也在诉说着我们民族的苦难、个人的悲欢离合甚至生活的一地鸡毛，但没有沉沦与堕落，而是充满着创造的激情与向上的活力。
    美好而高贵既是一种文学气质，更是一种写作伦理。“典型人物”高贵的精神和行迹需要美好的文字来刻画和表达，反过来，高贵的灵魂也在滋养孕育文学的美好。毕竟，离开了真善美这个基本立场和价值判断，深刻的思想亦将无所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