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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郑振铎的眼里，民间文学是一块广阔的园地，却一直没有被耕耘过，他是第一个，心情有些激动。学步胡适“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他认为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20世纪初，敦煌文学的发现，引发了研究界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兴趣。但本质上是由当时独特的思想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五四以来，重视民间、重视下层文学，要求突破传统文学研究格局成了当时的一个普遍呼声。 同时，郑振铎在逝世的前10天回顾自己的学术思想时，曾坦陈过他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民间文学研究曾受到了安德鲁·兰（Andrew Lang）和弗雷泽（James Frazer）等西方学者的影响。除了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启发，西学对郑振铎的影响最主要体现在眼界的开阔。他发现欧洲大陆对于民间文学很是重视，研究成果频出，已经形成了力量不容小觑的一门学科，而中国有丰富的民间文学储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整理与研究。 他曾较为系统地向国人译介了许多西方的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1934年郑出版了译注英国学者柯克斯（Marian Cox）的《民俗学浅说》。这很容易看成是写作《中国俗文学史》的理论准备。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用西方理论的鞋来套中国材料的脚，全书的结构体系都是郑自己的独创。只在论述过程中他会随手提到一些西方民间文学的概念，比如论述《董永行孝词文》时提到“鹅女郎型”，提到《舜子至孝变文》时与灰姑娘型（辛特里拉）故事对比。 这块大园地之后的命运如何呢？部分的内容与结论充实进古代文学史，其后的民间文学史则开阔了眼界，只将本书的内容作为一个小章节，不是关注的焦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