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等待戈多》的作者贝克特诞辰110周年。贝克特戏剧的“后现代”是有特定时间限定的，其展现了欧洲二战后的绝望。然而时代在前进，虽然今天的世界仍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群体性的绝望似乎已不是主流。全球化、消费主义、次文化、网络时代……人类的生活变得物质、高速、碎片、杂乱，也许我们前一秒还处在无望的等待中，下一秒即可获得直接的刺激。当充满隐喻、哲语，一笔一画勾勒人类荒诞处境的贝克特戏剧，以短则一个半小时，长则三小时无数次出现于舞台时，观众会不会觉得太过时？
    另一方面，虽然当年剧评人马丁·艾斯林通过一本《荒诞派戏剧》把贝克特、尤奈斯库、热奈、品特等人画进“荒诞派”的圈子中，但其实这些人的风格不尽相同：“荒诞派”到底是情节上的荒诞，还是逻辑上的荒诞，有时学者也分辨得不甚仔细。所以当我们谈论“荒诞派”乃至贝克特戏剧时，应该注意，它是有具体所指的：贝克特戏剧，虽然微观上有一定的前言不搭后语、逻辑匪夷所思，但宏观上仍有较为清楚的故事轮廓和现实所指；它是在戏剧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乃至文学的意识流等流派的影响下，于特定时代形成的戏剧进化阶段。
    时间让贝克特戏剧像易卜生、莎士比亚等的戏剧一样，被“经典化”了。它代表着一个特定时代的人类思想与戏剧样式。然而它并没有被逐渐供奉于神坛，成为后人对那个过往时代的标记与追忆，却一次次重新找寻到与当下的结合点，通过今人的再创作，实现了“永葆青春”。
    贝克特戏剧的晦涩性与多义性，为创作者的多元创作提供了可能。譬如今年7月于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演出的法国利摩日国立戏剧中心版《等待戈多》，就由两位黑人演员饰演两位流浪汉。原著台词，如“要不是有我照顾……你会在什么地方？……在这会儿，你早就成一堆枯骨啦”“我们要是忏悔一下呢？……忏悔我们的出世？”舞台上的场景让观众不禁联想到当下困扰全世界的难民问题。再譬如曾跻身2015年柏林戏剧节、今年7月于国际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演出的德国柏林德意志剧院版《等待戈多》，演出开始、灯光亮起后，观众们看到，舞台上有一斜坡，斜坡上盖有粉色的织物，缓缓地，织物被拖入斜坡中央的一锥形大洞中，尔后两位流浪汉从大洞中探出头来……如导演自陈，大洞带有“地狱”的暗示；演员在斜坡上要控制身体防止滑落，则暗示了人类生存状态的如履薄冰。虽然这两版《等待戈多》在微观上于我们这些比较熟悉原著的观众而言惊喜不多，但它们至少在宏观上让我们看到：如果创作者不能将贝克特戏剧与自我的思考、时代的议题结合起来，开掘贝克特戏剧的全新含蕴，那么创作者就需要重审自己为何创作贝克特戏剧了。
    大陆创作者近年也在排演贝克特戏剧，如今年7月演出的邹爽导演版《美好的日子》，与2014年演出的罗巍导演版《等待戈多》。在国内排演贝克特戏剧，有时仍然需要一定的勇气：一方面《等待戈多》入选了教科书，以至该剧的演出能每每吸引一批到剧场“领略经典”的观众，他们有的甚至进剧场前都未必预习过晦涩的原著；另一方面创作者若排演《美好的日子》这般比较小众的贝克特戏剧，又要面对即便台下不少资深观众，其中也未必有几人对原著十分熟悉、理解的客观局面。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邹爽版《美好的日子》和罗巍版《等待戈多》，都在力图通过再创作降低贝克特戏剧的观演难度：在文本层面，邹爽版《美好的一天》因是原著的中文版全球首演，创作者除了重译文本调顺了语句外，几乎直接将原著的完整样貌呈现在了舞台；对于已有过多个中文版的《等待戈多》，罗巍则选择了保留原著的主干与精华，对一些晦涩段落作了删改。在舞台层面，邹爽版《美好的一天》和罗巍版《等待戈多》又都选择了将原著与国内观众喜闻乐见的事物联系起来，以激发观演兴奋，如邹爽版《美好的一天》中的山东方言、罗巍版《等待戈多》中的《小苹果》等。虽然这些处理难免招致“使贝克特戏剧滑向浅白甚至庸俗”的非议，但也可视为创作者为了在国内推广贝克特戏剧而做出的情有可原的妥协。
    贝克特戏剧确实像一个谜，不仅是其原著本身难以理解，更因为尔后研究者与创作者层垒的阐释与再创作，让其拥有了更为多元而复杂的含蕴。这谜一般的贝克特戏剧，会吓退一些初入戏剧世界的好奇者吗？肯定会。但只要人们鼓足勇气，再往贝克特戏剧的世界中踏入几步，其戏剧的魅力便会展露峥嵘——这也是为什么“两个流浪汉等待戈多”这样荒诞的故事，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们仍然读个不停，演个不停，看个不停，而且依然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