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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消解了“自我与他者、内部与外部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Bhabha 116)中，虽然白人的现代科学技术与印第安传统生活方式互为影响、互相渗透，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混血恶作剧者。在维兹诺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科学家仅仅是治疗的一个组成部分”，“最重要的治疗者”是混血恶作剧者们自己(164)。在植入基因密码的同时，他们给那些伤病者讲述恶作剧者幽默故事，为他们举行部族典仪。这些典仪和故事构成一种能够激活部族基因密码的能量，它们与基因密码共同发挥作用，治愈了伤病者们的肉体和精神疾病。这种叙述彰显了印第安恶作剧者在“后印第安生存”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虽然这些混血恶作剧者认可并接受异族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但他们并未因此放弃自己部族的传统。相反，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恶作剧者幽默故事和典仪承载着强大的印第安生命力，只有凭借它们，才能“粉碎白人至上的妄言以及印第安性的刻板表现”(Gruber 97)，才能在“过去与现在、本土与西方的杂糅”(Ruffo 7)中把握主动权。按照维兹诺的叙述，正是由于混血恶作剧者们继承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作为印第安传统文化载体的故事和典仪，他们才能够不仅成功地治愈几百年白人殖民的精神创伤，而且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界限，把强大的印第安生命活力注入来自世界各个民族的伤病者，赋予他们新的生命(146)。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哥伦布后裔们与恶魔温迪戈的对决，维兹诺进一步彰显出“过去与现在、本土与西方的杂糅”(Ruffo 7)对于第三空间中后印第安生存的重要意义。温迪戈是奥吉布瓦部族传说中的一个恶魔，他企图在赢得鹿皮靴赌局⑤之后，毁灭整个部族，但在最后的紧要关头，冰女神把他冻住，拯救了奥吉布瓦部族。以这一传说为架构，维兹诺设计了恶魔温迪戈与混血恶作剧者的鹿皮靴赌局。不过在他的叙述中，温迪戈是印第安传统意义上的恶魔和白人种族灭绝政策的结合体，他是“被政府解了冻”的，“如果温迪戈赢了，”混血恶作剧者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179-180)。而混血后裔们为了阻止温迪戈猜中答案所采取的那些恶作剧手段，既具有鲜明的印第安传统特色，又明显植入了白人主流元素。例如，他们藏在鹿皮靴下面的既有他们部族传说中最致命的武器“战争草”(war herb)，也有印着哥伦布头像的白人钱币，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东西增加了猜中答案的难度，使温迪戈迟迟做不了决定。又如，当温迪戈苦苦思索究竟哪只鹿皮靴下面藏有东西时，他们以各种恶作剧方式捉弄温迪戈，有的“用蓝精灵捕手和熊爪旗帜奚落他”(180)，有的击鼓吟唱，还有的假扮成正在现场直播的记者，举着麦克风采访他，使他无法集中注意力思考。尤其是当温迪戈即将拿起那只将会给这个恶作剧者国家带来灭顶之灾的鹿皮靴时，混血恶作剧者们并未因大难临头而惊慌失措，更没有试图以强力阻止温迪戈，而是凭借恶作剧者的语言游戏和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的激光影像，促成温迪戈放弃赌局。他们的首领斯通·哥伦布调侃温迪戈，假如他拿起那只鹿皮靴，那么随着人类的消失，他不仅再也享受不到鹿皮靴赌局的乐趣，而且将永远地失去自我：“如果没有后裔们和孩子们来让你恐吓，你将变成什么？……即使是恶魔也需要人类”(182)。与此同时，被称作“激光恶作剧者”(82)的阿尔莫斯特·布朗借助白人的技术在天空中展现出耶稣、哥伦布、疯马⑥、黑麋鹿⑦、瑞尔、庞克洪塔丝⑧等人物形象，并让这些人物围绕着自由恶作剧者雕像翩翩起舞，这一情景让温迪戈感到“赌局永远不会结束”，心甘情愿地“退隐到暗影中”(183)。 维兹诺所设计的这个结局，强调了印第安恶作剧者对于当代印第安生存的至关重要。作为印第安传统的一个重要构成，恶作剧者特有的行为方式突显出印第安人特有的幽默：“戏谑是印第安人控制社会局面的一种方式”(Deloria 147)。在诸多印第安传说中，当理想的平衡被打破时，往往是恶作剧者借助嬉闹、狡黠的恶作剧手段，重构万事万物的和谐。小说中的混血恶作剧者亦是如此，面对意欲毁灭人类的温迪戈，他们坚信“在自由恶作剧者雕像下没有什么会输掉”(179)，依靠恶作剧者传统成功地挫败了对方的企图。然而，在“传承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同时，维兹诺笔下的混血恶作剧者亦“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丁文莉 29)。在与温迪戈的对决中，他们不仅创造性地运用白人的激光技术，把白人的救世主耶稣和哥伦布等形象改造成一种对付温迪戈的恶作剧手段，而且让他们加入由印第安首领、先知、传奇人物等组成的行列，成为自由恶作剧者雕像的拥戴者和属下。混血恶作剧者的这种做法表明，他们并不否认与白人文化的共谋：相反，他们“不断把本土与侵略者的文化创造性地编织成一体”(博埃默264)，凭借着融入了异族文化和现代科技的新型恶作剧者传统，大大增强了自身的生存能力，在印第安传统和白人主流既冲突又联手的矛盾共存之中构建当代印第安生存的新型模式。 在《哥伦布后裔》中，维兹诺讲述了一群混血恶作剧者在第三空间中探求生存之路的故事，形象地诠释了他本人一贯倡导的“后印第安生存”。通过对哥伦布美洲之行的戏谑性改写，他表达了当代印第安人抵制白人殖民、挣脱白人历史叙事羁绊的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在消解印第安与白人二元对立的同时，他着力表现杂糅了不同民族文化遗产的“后印第安勇士”的强大生命力，“寓言性地表现了文化杂糅之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邹惠玲 丁文莉 49-50)。虽然我们不应当把文学形象与作家本人等同起来，但如果把《哥伦布后裔》中的混血后裔们与维兹诺的出身经历比较一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他笔下那些混血恶作剧者形象反映出他本人的双重文化视角。和他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一样，维兹诺是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后代，他的父亲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白土地”保留地，有一半印第安血统，一半白人血统；他的母亲则是白人。维兹诺不到两岁时，他父亲便被人谋杀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维兹诺有时在保留地和祖母一起生活，有时离开保留地去母亲那里，有时又住在收养他的白人家中。长大以后，他曾在美国军队服兵役，退役后先后进入纽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学习。这种复杂的出身和经历，促使维兹诺在创作中不断地寻求、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他把自己称作“跨血缘(crossblood)恶作剧者”，并通过他所塑造的一系列跨血缘恶作剧者形象，致力于为自己、也为当代混血印第安群体重新确立文化归属。在论及欧洲移民作家和本土作家时，后殖民批评家博埃默曾经指出，“这些作家致力于建构一个‘真正的’或有根基的自我属性时，便发现自己身处与欧洲文化形式既冲突又联手的局面之中”(131)。在表现混血印第安人的第三空间生存时，维兹诺同样将自己置于与白人文化既冲突又联手的矛盾共存之中。借助于跨越文化边界的写作，他表现印第安与异族文化的冲突、交融和共存，言说当代印第安人与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平等共存、重构包容异质文化身份的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