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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维兹诺让前一种叙述穿插点缀于后一种叙述之间，“在不同的叙述风格、叙事视角之间纵横驰骋，恣意地剪裁破碎，或进行反讽模仿”(博埃默 236)，把貌似真实公正的白人历史叙事肢解为湮没于印第安叙事之中的碎片，借这种方式表述自己对欧美白人史书中哥伦布神话的质疑，向白人历史叙事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与此同时，维兹诺在后一种叙述中以戏谑笔法重新书写历史，突出表现了美洲印第安文明之于欧洲白人文明的领先性。按照维兹诺的描述，“是玛雅人最早创立了世界文明……首先想象出这个宇宙”，他们把心灵视作想象力和部族文明的中心，把太阳描绘为宇宙的中心，以日心说推翻了当时流行于旧大陆的地心说，把算术、历法等传授给了旧大陆的白人(25-26)。几百年来，诸多白人史书所记载的均是欧洲白人如何发现新大陆，如何给当地的蛮族带来文明，而维兹诺的叙述所彰显的却是高度发达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如何传播到旧大陆，玛雅手语者的“生存印记和血脉中的故事”(28)如何把那儿的白人从蛮荒时代的黑暗中解救出来。借助这后一种叙述，维兹诺颠覆了几百年来白人历史叙事所构建的白人与印第安之间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更耐人寻味的是，维兹诺反复强调了两点。其一，在欧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白人从美洲印第安文明承继颇多，但却“从来没有按时偿还”他们所欠下的“文化债务”(26)。这一说法不仅否定了白人历史叙事着意渲染的印第安人的落后和野蛮，而且巧妙而隐晦地讥讽了欧洲白人受惠于美洲印第安文明却矢口否认、知恩不报的行为。其二，欧洲白人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旁支后裔，甚至“耶稣基督和哥伦布都是玛雅人”。哥伦布在玛雅母系祖先的生存印记引导下远航美洲，耶稣也是在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光辉映照下才得以开创基督教的精神事业(26-27)。借助对欧洲白人与美洲印第安人关系的戏谑性改写，维兹诺把几百年来白人文化与印第安文化之间文明与原始、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颠倒过来，推翻了白人历史叙事所蕴含的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偏见和歧视，引导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历史。 维兹诺不仅以印第安视域中的文学想象改写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白人历史记录，而且把白人话语中哥伦布的高大形象贬黜为一个欧洲大陆“死亡文化”的受害者，一个疾病缠身的卑微小人物。在维兹诺的笔下，哥伦布的生殖器先天畸形，“无论是手淫还是性交对他都是痛苦的折磨”，甚至于“一想到性交立刻就会感到疼痛”(31)。他前往美洲既非受西班牙王室之命远航探险，也非出于基督教徒的天降使命感，而是受到蛰伏在自己血液之中的玛雅人故事的驱使，到祖先家园去寻找“能够帮他解除隐秘痛苦魔咒的女人”(31)。当他历尽千辛万苦抵达美洲时，肢体已经残缺不全。一群印第安药师用烤热的石头为他修补躯体，把他重新创造出来。而“有着蓝色手掌和金色胸脯”的印第安手语者萨玛娜用自己的美艳和情欲治愈了他的病痛，“从儿时起一直折磨着我［指哥伦布］的隐秘痛苦就此终结”(38)。更意味深长的是，萨玛娜的激情释放出潜伏在哥伦布血液中的玛雅故事，“解放了他的灵魂”，使他领悟到玛雅人留给他的“生存印记……在精神上真正回归新大陆那条伟大河流的源头”(38-39)。借助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维兹诺消解了白人话语赋予哥伦布的耀眼光环，把那个立志“为基督教王国开辟通往财富的新路”(33)的伟大航海家、探险家和发现者描画成一个滑稽可笑的形象。他在欧洲大陆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病痛折磨，迫不得已冒险前往美洲，到祖先家园去寻求救治良方，最终在印第安女人的怀抱中获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解放。在白人殖民话语中，是来自欧洲的白人“创造了”土著，“教会他们讲话，教会他们思考”，因而前者理所当然对后者拥有绝对的主宰权力(Said xviii)。但在维兹诺笔下，来自欧洲的哥伦布却被描写成一个需要印第安人关注、重构甚至拯救的弱者，这样一来，自哥伦布抵达美洲以来白人与印第安人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以哥伦布为代表的白人跌落到被动的、从属的地位，而长久以来被白人话语贬斥为原始、野蛮的印第安人则恢复了美洲大陆拥有者和开拓者的历史地位。 在《哥伦布后裔》中，通过对白人历史叙事中哥伦布神话的戏仿和改写，维兹诺嘲弄了宣称白人是美洲发现者的白人殖民话语，推翻了白人对美洲土著的主宰。琳达·哈琴认为，“戏仿亦是一种必要的创造进程，在此进程中，新涌现的形式赋予传统生命活力，开拓出新的可能性”(Hutcheon 50)。同样，维兹诺的戏仿性改写，为当代印第安人重新审视历史“开拓出新的可能性”。几百年来，在白人话语中，美洲印第安人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应当被高度文明的白人征服、甚至消灭。这种白人种族主义立场不仅影响着白人，也被相当多的印第安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因而，他们总是在怀念往昔，怀念哥伦布到来之前的印第安传统生活方式，把自己的民族视作注定消逝在白人文明进程中的牺牲品，而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必然导致印第安人把自己放在白人属下的位置上。维兹诺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白人叙事的戏仿，打破了这种束缚印第安人的思维定势，引导他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构历史、恢复自己民族的历史地位。按照他在小说中的叙述，当欧洲人还处在蛮荒时代时，玛雅人来到欧洲，给他们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美洲文明；而当欧洲文化已经堕落成“死亡文化”时，玛雅人的后代逃离欧洲大陆，返回美洲，寻求新的生存。因此，欧洲和美洲的开拓和发展都应当归功于美洲印第安人。借助于这种戏仿和改写，维兹诺帮助印第安人“打破一切束缚”，摆脱“他们自己血缘的羁绊”(Hochbruck 275)，把他们从边缘的、从属的地位解放出来，在嘲讽与戏谑之中抹去了白人强加于印第安人思维的受害者印记，抚平了几百年白人殖民给印第安人留下的精神创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