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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血印第安人的第三空间生存 作为混血印第安作家，维兹诺一方面承认当代印第安文学作品中“祖先传统的丰富记忆……对白人主流文学形成抗衡”，另一方面对印第安文艺复兴所提倡的返回祖先土地、回归部族传统的归家范式持有不同看法，认为这种对本真传统的回溯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白人臆造的印第安身份的回归，可能导致当代印第安人“陷入主流文学设定的他者情境”(Vizenor, "The Ruins of Representation" 22-24)。因而，他在创作中舍弃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归家范式，转而“关注印第安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妥协与交融”(邹惠玲 丁文莉49)。的确，无论人们对哥伦布的美洲之行如何评说，历史都无法逆转；而且，由于长久以来的白人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糅的、包容异质的、离奇变异的、混合而成的”(Said xxv)。自哥伦布抵达美洲以来，印第安人长期处于属下地位，在血统、身份和文化诸方面都“与白人搅和在一起而无法分开”(博埃默 263)。对于这一点，维兹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哥伦布后裔》中，通过一群哥伦布混血后裔在当代美国社会中探寻第三空间生存的故事，表现这些“后印第安勇士”一方面抵制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从未完全置身于殖民情境之外”(Krupat and Elliott 142)的生存喜剧。 维兹诺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具有鲜明的印第安恶作剧者特征，《哥伦布后裔》亦是如此。小说一开篇，维兹诺就通过讲述“富于同情心的部族恶作剧者娜娜波兹霍”创造世界的故事，巧妙地界定了混血后裔们的恶作剧者身份(5)。而后，他不仅描写了这群混血恶作剧者独特的行为方式，而且突显出他们在当代社会艰难生存的窘境。与侧重表现印第安人遭受白人内部殖民的印第安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不同的是，维兹诺笔下的混血恶作剧者们承受着来自白人和印第安部族的双重敌视和歧视。一方面，聚居在密西西比河源头附近草原上的混血后裔们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屡屡与白人当权者发生冲突。例如，他们从神圣的药袋、哥伦布和庞克洪塔丝④的遗骸中汲取想象力，凭借“在语言游戏中解放心灵”的恶作剧者故事医治族人的精神和肉体伤痛(82)。但白人为了利用印第安传统文化“盈利和娱乐”(79)，霸占了药袋和遗骸。虽然后裔们最终以恶作剧者方式夺回了这些东西，恢复了讲述故事的能力，但也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沉重代价。另一方面，混血后裔们的恶作剧者行为方式也让恪守传统的印第安部族首领觉得无法容忍，他们甚至把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冲突归咎于后裔们讲述的故事。尤其是当混血后裔们在药袋和庞克洪塔丝遗骸问题上与白人发生争执之后，部族政治家们认为，他们“给保留地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成千上万的白种病人和残疾人涌到保留地看病”，扰乱了保留地的安宁，于是“决定解除混血后裔们的部族成员身份，把他们逐出部族”(120)。借助这种对混血恶作剧者们遭受两面夹击的描绘，维兹诺反映了在“美国政府以‘血缘份额’或者‘血缘比率’把美国印第安人的个人和政治身份系统化、固定化”(Allen 94)的情况下，混血印第安人较之纯种印第安人更为艰难的处境。他们既不为白人所容，无法在主流社会立足，同时在保留地也找不到安身之处，因为那些自以为坚守传统的部族首领们拘泥于白人主流所界定的印第安他者身份，把混血印第安人排斥在部族群体之外。 具有创新意义的是，维兹诺并未停留在描写当代美国社会中混血印第安人的两难处境这个层面，而是着力描绘混血后裔们如何借助印第安恶作剧者传统跳出文化夹缝，开拓第三空间，构建一种新型的印第安恶作剧者生存模式，并以此回馈世界，在多元文化的杂糅中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存。按照维兹诺在小说中的描写，由于遭到白人和部族首领的两面夹击，混血后裔们在美国本土无法生存下去，于是在斯通·哥伦布的带领下，移居到阿斯尼卡角(Point Assinika)，在1992年10月12日即哥伦布抵达西半球50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筑起一座“比自由女神还要高”的“自由恶作剧者雕像”(122)，成立了一个“没有监狱，没有护照，没有公立学校，没有传教士，没有电视，没有税收”(124)的混血恶作剧者国家。维兹诺笔下的这个国家在多个层面上体现着霍米·巴巴所谓的“文化杂糅的刻写和表述”(38)。首先，这个国家“位于华盛顿州的塞米阿摩和加拿大的温哥华岛之间的佐治亚海峡中”(119)。不仅使混血后裔们摆脱两国白人政府的管辖，避开部族首领的干扰，而且赋予他们自由自在探寻杂糅身份的“第三空间”。其次，这个国家“抵制血缘份额、种族身份、部族注册等观念”(162)，不以印第安血缘比率或者是否在某个部族注册作为标准，既接纳所有认同印第安身份的人，也收容来自其他各个种族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创立这个国家的混血后裔们拥有已经相传五千多代的玛雅手语者“生存基因”(119)，他们把这种“部族生存的基因密码”(132)传递给从世界各地前来加入混血恶作剧者国家的人，使他们化身成为玛雅手语者的混血后代：“德国人最终继承了苏人的基因，成千上万不愿继续做白人的金发女郎，可以变成霍皮人或者奥吉布瓦人”(162)。于是，在这个国家里，来自各个种族各个国家的人汇合成一个杂糅体，构建起一种基于印第安生存印记、且包容多种异质的普世部族身份。这样一种身份不仅超越了白人话语设立的主宰与被主宰者的二元对立框架，而且“抹去作为歧视手段的历史差异”(Hardin 45)，把美洲土著遭受白人殖民的悲剧转化为一种体现着世界大同理想的生存喜剧。 维兹诺不仅描绘了在这个混血恶作剧者国家里人们和谐共存的喜剧场景，还突出表现了混血恶作剧者们如何凭借着印第安传统与现代科学的有机结合，在“第三空间”中探求适合当代印第安人的新型生存模式。维兹诺在小说中多次提到，旧大陆的文化已经堕落成“死亡文化”，那儿的各个民族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伤痕累累，而美洲由于几百年来一直处于殖民统治的阴影之下，也正在走向衰亡。最为严重的是，象征着人类未来的孩子们遭到“抛弃”、“虐待”和“毒害”，濒临死亡(147)。与上述情境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兹诺把混血后裔们的恶作剧者国家描绘成医治创伤、拯救人类的希望之地。由于这个国家拥有洋溢着旺盛生命力的印第安生存印记，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将其视为理想的研究基地，纷纷来到这里从事“基因疗法和生物遗传”的研究(122)。与其他印第安部族坚守本真、敌视白人、摈弃现代科技的态度截然相反，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混血恶作剧者们为白人科学家的研究提供各种便利，协助他们运用高科技手段把部族生存的基因密码植入伤病者体内。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这折射出维兹诺对于当代印第安生存的独特见解。在他看来，印第安人尤其是混血印第安人若要获得有意义的生存，就不能囿于印第安本真传统，一味因循守旧，而应当与时俱进，“把具有破坏性的文化冲突”转变为“对差异性的接受”，“将过去、现在、未来混杂起来，把殖民者文化也带入其中”(Ashcroft, Griffiths and Tiffin 35-37)，在与白人主流既冲突又联手的矛盾共存中构建出包容异质的新型印第安生存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