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审美过程中的意义增殖 依照语言是思想、意义的载体这一观念及萨特对于“介入文学”的有关论述，写作与阅读将是一个意义流通的单向过程。原因就在于，倘若语词仅仅是意义的符号，那么它们汇集而成的文本就可以全无偏差地反映出作者的思想。“言语本身没有任何效力、没有任何能力掩蔽在言语之中。它是一种代表纯粹含义的纯粹符号。说话者将自己的思想编成密码，他用一种发声的或可见的排列——这不外乎是空气中的声音或者写在纸上的墨迹——取代他的思想。”[3](6)文本的价值莫过于作为思想、意义的完美载体，这再一次确保了思想的自知自足与纯粹。阅读成为接受这种思想的另一端，阅读者也谙熟依循这些符号去寻觅思想的把戏，会主动把意义贴合到符号上去，所以，不会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产生。也就是说，阅读于此变成了了无新意的自画自说。 首先，这种阅读效果显然与真实状况不符。因为，倘若言语仅仅是思想、意义的符号，毫无偏差地保持着与意义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作家所传达的意义将是单一的，读者所得的意义也将是一种惊人的一致。所以，对于同一文学文本的众多阐释就绝无可能，事实是，“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了千百年，对于同一文学文本天差地别的解释多达难以计数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 其次，虽然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表示，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的豪迈之情。这在一定程度否定了被动的写实主义，而且还在强调作者主动性、自由、风格、创造性的同时也肯定了读者的主动性、创造性，甚至认为阅读使读者有“从头至尾创作这本书”的激动感受。不过，这些说法与萨特对于语言、文学的基本看法似乎没有直接逻辑关系，换句话说，缺乏理论基础。因为依循萨特，“介入文学”所依赖的语词与意义保持一一对应，显然使得意义趋向明晰、单一，这自然使得写作、阅读的主动性、创造性降至最低。 上述这种写作、阅读观念，被梅洛-庞蒂称为“纯粹语言的幻象”：这种机械的写作、阅读理论根源于对语言的机械理解。对于梅氏而言，走出这一困境就是从自己所发现的语言是含混、多义的这一创见出发，对在萨特思想中已经萌芽的这些写作、阅读理论进行拓展。其前提就是走出萨特对语言、文学的狭隘理解。 梅氏指出，“如果这本书只不过说了些我所知道的东西，它就不会使我这般感兴趣。借助于我带来的一切，它把我引向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之外……它处在我的世界之中，然后，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那些符号的通常含义，它们就像旋风一样把我卷入我可能通达的其它意义。”[3](9)这其实是对于“处境”理论的进一步发挥。读者阅读文本，其实是读者这一场域与文本这一场域实现的某种奇异融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场域。文体即这种表达的存在方式使得语词符号的含义发生变化，从而也使得阅读者被这种意义场域包围。 进一步而言，读者与文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身体所决定的“间性关系”，梅氏甚至用“恋人关系”来说明两者之间难言的亲昵：“读者的忠诚不过是存于想象之中的，因为它从这本书所是的可怕机器中、从这一创造各种含义的装置中获得力量。读者与书的关系类似于相爱的两个人。”[3](11) 在这种“间性关系”中，阅读使语言的意义发生增殖，听或者读都不是固守某些既成的意义，所谓的作家更是需要使语言生发出一些陌生。进一步而言，阅读其实是一个新的现象场的形成，读者与作品，甚至读者与作者，都有着交汇，而非单向度的意义传递，内在生发的意义将在不间断的涌现中突破自身。“阅读是我的言语自命不凡的、不可触知的躯体和有着同样躯体的作者言语的一种遭遇。如同我们所说过的，阅读的确超出于我们自己的思想把我们投射到了他人的意指意向中，就像知觉超出于我们，只是在事后才发觉的视角把我们投向事物本身一样。”[3](12) 梅洛-庞蒂于此试图论述证明，阅读作为读者言语与作者言语的遭遇，其实是两个场域之间的融合，因此内蕴着一种建基于身体、知觉之上的“间性关系”。值得注意是，梅氏在此使用的是“类比法”来说明阅读与知觉的相通相似，这自然可以理解为便于他人理解，但更为贴切的解释应该是，阅读、知觉及两者之间的相似，其实都是难以精确描述的，或者说根本就无法描述，例如我们如何用精细的语言来描述在阅读时两种言语融为一体时所产生的风起云涌般的剧变。进一步而言，阅读现象其实与知觉保持着一个极为亲近的距离，因为阅读使得两种言语、两个场域实现了交融，自我局限由此真正被逾越。身体-知觉根本上所有的“难以言传”神秘在于确保意义不断发生激变，进而获得增殖，这种可能维系于身体对于这一超越唯我论的层面的决定性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