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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形而上学传统将语言视为传达所思之物的工具，因此对于文学的理解，也只能局限于再现论与表现论之中。梅洛-庞蒂从言语的独立性出发，探究了文学对于语言含混多义的深层次开掘，从而为我们在存在论层面思考文学的独特价值开启了可能。 【关 键 词】言语/语言的含混/存在/意义增殖 【作者简介】贾玮(1979—)，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美学。 海德格尔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近代唯心论、洪堡、现代语言科学与语言哲学等对于语言的理解，指出西方思想正在逐渐走出将“语言”理解为“存在者”的迷途，并独树一帜地借助荷尔德林的诗作阐明语言对于存在的“道说”，这就是所谓的“走向语言之途”[1](237-271)。作为承继胡塞尔传统的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思想也经历了这种转变。特别是，胡塞尔后期对语言的强调，其实已经指明了现象学趋向语言的发展方向。庞蒂对于“身体主体”的建构则为“主体”趋向“语言”这一方向提供了具体化的路径。 一、言语表达对于个体生成的奠基 美国学者列文指出：“梅洛-庞蒂严厉批驳那些无视说话主体的关于语言的哲学理论……但是捍卫说话主体决不是要回到康德、笛卡尔式的主体。”[2](82)梅洛-庞蒂对于语言的拓展研究其实是进一步走出意识主体的必需及建构“身体主体”的必然取向，因此，关注“说话主体”，就是从“身体”出发对笛卡尔、康德哲学中在“意识主体”统摄下的语言观念进行分析，即对于传统意识哲学所设想的意识、语言、表象三者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梅洛-庞蒂所批驳的“无视说话主体的关于语言的哲学理论”，正是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于语言的论述思考。当然，这些论述往往只是只言片语，不成体系，但对后世的语言学理论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依循大笛卡尔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康德等人的哲学构架，人们拒绝给予语言全部的哲学意义，语言成为一个无需花费太多心思的中介，“语言如同万能的工具一般存在于此”[3](6)。梅洛-庞蒂所点明的正是对于语言一贯的错误认知，但也就此切中了意识哲学传统的根本症结，即并没有给予语言以真正的哲学地位，语言被迫下滑至手段-技术领域。 语言内蕴着“自然”与“文化”的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洞悉人的历史性生成之谜，更为重要的是，“语言”(le langage)与“言语”(le parle)的区分，使得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有了几乎全新的入思角度：索绪尔强调了语言对于言语的深层次制约，但又积极肯定了言语的独特与独立。梅洛-庞蒂并没有简单停留于这一区分。索绪尔强调其研究是只讨论“语言的语言学”[4](42)。这种对言语活动的有意忽视，显然放弃了对个体生成的审视，当然也为现象学家们，特别是庞蒂留下了巨大的探索空间。在其论述中，庞蒂积极尝试否弃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等等的严格区分，这是“回到活的语言”的必然要求，“回到生活世界，尤其是由客观化的语言回到言语”[5](81)。“如果说从横断面考虑，语言是一个系统，它也必定在其发展中才会如此”[5](79)，但从语言的实际经验出发来思考，就会发现活的语言是在历史中绽裂为多维度。这一系统必然在每一环节都包含有未经思考的事件能够进入其中的裂缝，交流、表达由此发生裂变，思想、意义由此得以衍生，这就是语言内藏的偶然性陷阱。因此，言语与语言、历时与共时的区分只是从静态、制度方面的设想，而非“语言现象学”所探寻的“活的语言”。事实上，这正是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或曰语言现象学)之间的差异，也即索绪尔与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家的不同：后者较为关注语言的使用，而前者则习惯于从静态对语言进行分析。 言语，或者说活着的、正在进行的语言活动，确保了个人相对于历史的独立性。人来到世间，作为某种人类传统的必然继承者，很难说是完全的“新生”，但从第一声啼哭起，他或她却又开始了一种全新的表达，“就是把事物中意义与价值激发了出来”[6](436)。即我们的“赋意能力”(sinne-gebung)从此得以展开。这是我们的表达带给我们的真切自由，我们对于世界的赋意不是被封闭在已有的习惯和过往的历史积淀之中，而是不断涌现和开放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表达是赋意行为，即对于历史积淀的创造性把握。当然不可能回避对于语言、文化传统等等的继承，但是内蕴其中的未来向度，却使得个体不再完全被过去所奴役，具有决定性向自我实现的逾越，“每个现在再次证实它所追逐的一切过去的在场，预测了一切将来的在场，而且根据定义，现在并不封闭自身，而是向未来和过去超越”[6](420-421)。正是在未来与过去的交汇迸裂中，每个个体在当下才得以确立起自己。 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不仅意味着对于历史的隐秘传承，更是一个新的场域参与到世界之中，并积极参与先于他的其他场域。这种交汇重叠正是这个新生命必然负荷承载的普遍性，于其中，这一新生命开始了对于积淀意义的创造性把握。这是个体生命活动的承诺：因为意义积淀“只是一个趋向”[7](27)，但并不封闭固守，而是期待每次看似相似却又绝不相同的创造性把握。如同一个未完成的作品的继续发散展开，他必须接受他人同样的索取与给予，所以说“赋意不仅仅是离心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主体不是个人。在普遍生存与个体生存之间、在所得与给予之间有着一种交换”[6](450)。个体生命对于世界意义的再次创造其实就是一次生存的投射，这种意向性的投射促使我们去创造未来，“我们每个人必然在绝对个体意义和绝对普遍意义上，都是隐匿的，我们存在于世，正是这双重隐匿的具体承载者”[6](448)。这可以说是知觉模糊性必然的升华式延伸。人在生活、历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生命，人的意志当然也就不是纯粹的和完全自主的，它不得不受制于生存条件错综复杂的制约而具有了某种模糊性。但历史从未就此湮没人的意志与自由：每个个体对于意义的再次激发，正是我们不妥协于普遍性的确证，“因为这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我所是的自然与历史的确定意义，没有限制我进入世界，反而是我与世界交流的手段”[6](455)。我们借助对于意义的承载与又一次激发实现着“处身于世”。 我们的表达使得我们甚至与自己有了深深的隔阂，而这种隔阂将在生命持续的表达中不断加深，进而升华：我们每个个体正是这样不断生成，我们承载着历史，我们分担着他人，但是却没有被历史和他人完全裹挟或者压制至“无”。每个个体通过其表达实现了对于意义的再生成，这也正是其生命活动偏离更大于继承的冒险，个体与普世存在于这样的表达中获得交流。我们通过赋意活动进入历史，并与所处处境的相互交织进而促成了历史的延伸。借助表达，我们与历史发生了交流，并不断拓展历史，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得以形成的耕耘模式。 身体共有着“自然”与“文化”。人的身体是“一个自然”，但是它带有各种象征意义，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并塑造人类文化世界。当我们进入世界，我们作为“身体-自然”绝非完全世界性的，但它决定了我们向着世界的召唤与开放。处身于世，就是使得世间万物随之成为主体，与其相互交流，对话，这就是主体间性的形成基础。文学，这种独特的言语现象，因此绝非再现现实或者为作家传情达意那般简单，而是通过与语言艰苦角力叩问了文化与历史的成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