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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伟大的散文对于含混多义的守护。 梅洛-庞蒂对于“文体”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对于文体的惯常理解，其中也包括萨特对诗歌和散文的划分：“我们称为诗歌的东西或许不过是卖弄自律并就此得到认可的那一部分文学。所有伟大的散文也是对意指工具一种创新，从此这种工具将按照一种新的语法被运用。平庸的散文习惯于接触符号中已被文化安置于其中的含义。伟大的散文乃是获取一种到现在为止尚未被客观化的意义，并使它能被说同一语言的所有人理解的艺术。”[11](45) 梅氏在此对散文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也从更为深广的角度阐发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梅氏之所以看重文体，是因为他所关注的是一种表达方式是否能使表达趋向成功。一旦这种表达实现了对未被表达出的意义的成功表达，即使得“沉默经验”浮出历史地表，都可以归入梅氏所说的“伟大的散文”之列，而这也相当于诗歌：“全部有价值的散文——我理解为表达某种从来没有被表达过的东西、被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诗歌”[11](338)。进一步而言，梅洛-庞蒂之所以看重诗歌正是因为诗歌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语言的含混性。梅氏认为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创作已经使得诗歌保护了这种含混，因为创作依然展示出：“词语一无所有，只是误解与误释的总和，这使其从本义趋向比喻义。因此他相信人类的哲学追问停止于人类将相互对立的意义统一于一个词语，这也是人们曾经意识到的危险，这依然只是再次过分认可理性。”[3](15) 瓦莱里对于语言含混性的理解，产生出所谓的“怀疑论”，即瓦莱里在多年的写作中所感到的疑惑：对于语言多义、含混有着深入的体会，但却无力征服。换言之，在一种既有的语言中，我们确实感觉到它对意义的绝对拥有，但在诗人、作家那里，并不存在着语言与意义的一一对应，尤其明显的是诗歌不打算说某种东西，这不是因为它缺少意义，而是因为它始终都不只有一种意义。在梅氏看来，诗歌的这种表现揭示出了一切语言的根本特性，即各种语言表达形式都在不断变化生成中，它们同样是多义、含混的，因此与诗歌仅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这种对于语言含混特性的理解来源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意义差别的强调：“当我们读或者写时，话语的每一因素的意义应该被看作是通过它与话语的其他因素的差异才产生，同样，这一因素只有通过与第三因素的差异才有意义。”[11](341-342)梅洛-庞蒂则颇具开创意味地指出：语言在其肉身化过程中才是“活的语言”，即在交流中展呈身体间性，所以，读或写的人是在语言活动中失去了自己的主导性、所谓的初衷等等，最终，手足无措于这种难言的含混之中。梅洛-庞蒂通过对文学的研究，就是要证明含混是语言的根本特性：“我提出的并不仅仅建立在诗歌例子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可以被普遍化，可以运用到语言中的观念。”[11](342) 出色的诗人，在这一意义上是与那些伟大的散文家一样，那些成功的诗歌因此是与那些展示语言、经验之含混的表达形式相通的。可以直白地说，“我们生活在言语所建立的一个世界之中”[6](184)，每一位真正的文学家都是在新的语言起跑线上谋划着创造，语言于其中不断重生，含混与模糊随之获得增长和暗示。“语言作为存在的亲临”[12](148)，促成了人世，我们因此不可能逃避含混与模糊：“任何谈论模糊的世界如同曾经的模糊之计划，但是我们力求澄明，在那一时刻，我们澄明之处正是遏制模糊之处，我们想要确定、客观化，可是她离开得更远。”[11](343)人类历史充满了含混或者时刻孕育着含混，也就不足为奇。文学，这一最为独特的语用现象，其伟大因此并不在于对于人类经验的成功摹写，而是通过这种摹写，让我们体会到了存在良久的沉默，及其含混孕育的诸多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