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看五经中关于“文”的六条语料②： (1)《礼记·王制》：“被发文身。” (2)《礼记·月令》：“文绣有恒。” (3)《周易·系辞上》：“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4)《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 (5)《周易·贲·彖传》：“柔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 (6)《周易·革·象传》：“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第一条材料中的“被发文身”(郑玄注曰“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③)，实为“文”之原始义中最具本质特征或者说最具词根性的义项。甲骨文中的“文”，从武丁时期到帝辛时期，均有“文身”之义：“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④许慎《说文解字》有“文，错画也，象交文”⑤，而甲骨文“文”字形胸前的文身即为交文错画。当然，甲骨文不同时期的“文”，字形上会有差异：一是胸部所刻画的纹饰有所不同，或为“X”或为“U”或为“一”；二是干脆省略掉错画而径直作“文”。如果说，人在自己身体上的交文错画是人类最早的文化和艺术行为，那么“以文身之纹为文”则是人类对文化和艺术作品最早的鉴赏和批评。《庄子·逍遥游》亦有“越人断发文身”⑥的叙事，当越人或者任何一个部落的人“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从事文化和艺术的创造，因而他们的“文身”不仅是人类早期文化和艺术活动的重要内容，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人类对自身本质力量和文化价值的体认和确证。交文错画着形形色色之“文”的龟甲兽骨，虽然被掩埋在殷商帝辛的废墟之中，但“文”作为汉语词根却顽强地活了下来，历经数千载而不朽。我们今天从文明、文化、文字、文辞、文献、文学、文章、文艺、文采、文雅等众多中国文化和文论的关键词之中，不难窥见掩埋在殷墟小屯的“文”的词根性。 第二条材料中的“文绣有恒”(郑玄注曰“文谓画也”⑦)，实为“文”之词根性的自然生长或扩展。“文”之交文错画，只是在人体的胸部作简单的刻画。可以想象，随着人类“文”之技艺和愿望的不断提升，“文”者已不满足于对自身或对他身的简单刻画，亦不满足于将刻画对象(或曰刻画材料)仅限于自身或他身。主体性的外射和扩张，创作欲望的充溢和高涨，必然导致“文”者对新的刻画材料、方法和技艺的寻找，于就有了“文绣”之文，也有了带“彡”的“彣”和“彣彰”。《说文》有“彡，毛饰画文也”，又有“逪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可见“彣”是对“文”的扩充，“文绣”是对“文身”的扩充，因为“文谓画”是对“刻其肌”的扩充。“凡言文章，当皆作彣彰，作文章者，省也。”⑧当书写者将“彣彰”省作“文章”时，省掉了什么？省掉了对文者“饰画”(或“绘画”)功能及才华的强调。 三、四两条材料中的“天下之文”(孔颖达疏“青赤相杂，故称文”⑨)和“物相杂，故曰文”，是对“文”之词根性的又一次扩充。无论是自刻于肌肤之“纹”，还是外绘于简帛之“彣”，都是人为之文，都是人的文化的艺术的创造。而“天下之文(物相杂曰文)”，则将“文”从人为扩展于自然，从人造之文扩展为天地万物之文。前述“文章”对“彣彰”在字形上的省略，亦可视为“文章”对“彣彰”在词义层面的扩充。“彣彰”强调的是人的绘制，如“锦绣”、“黼黻”之类的文章；而“文章”则无所不包：人绘制出来的锦绣黼黻是文章，与人的绘制全无关系的日月山川、花鸟虫鱼皆为文章。前者如《荀子·非相》的“美于黼黻文章”⑩，后者如屈原《橘颂》的“青黄杂糅，文章烂兮”(11)。二者虽有人为与自然之别，但“美”是其共同的也是本质性特征。“文”的这一词根性在甲骨文中就秉有了，甲骨文“文”的第一释义就是“文，美也，冠于王名之上以为美称”(12)，第二和第三释义则是用于人名与地名，亦与“美”相关。“文”的词根性早已规定：“文章”也好“彣彰”也罢，或者写成“纹”或者写成“彣”，美均为第一要素。古往今来的文学批评称某一部作品为“美文”，既是在“彣彰”层面对作家雕缛成体之技艺的褒奖，亦是在“文章”层面对作家文法自然之才情的赞誉。一文而具双美，是由“文”的词根性所决定所赋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