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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的题目作一点说明 回头清点自己三十余年的学术工作，有必要首先提到的，是文学之于我，文学研究之于我的“学术生涯”，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与专业训练之于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后的学术工作。我一再申明，尽管我涉足了文学以外的领域，却始终更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作品集、文集，是我几十年间学术工作的入手处，无论对象领域有何变动。明清之际士人的文集，也仍可归入广义的“文学”，尽管未必都有文学史的地位。以文学文本为考察材料，旨趣或在文学之外，但以什么为考察材料绝非不重要。这当然要考虑到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不同的特质，其对于使用的限定，还应当计及文学文本中可能的信息含量，文字层面可能具有的丰富意蕴。 对于我下文将要谈到与“伦理”有关的论域，作品集、文集无疑特具研究价值。即如其中有更具体情境中的“忠/孝”、“君/父”，更感性、个人的“家人父子”。这也是我坚持由文集中取材的基本考量。周绍泉、落合惠美子、侯杨方《明代黄册底籍中的人口与家庭——以万历徽州黄册底籍为中心》一文说，“历史上的家庭问题，一向是社会史和人口史学者关注的重点。然而，在家庭史的研究中，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即没有一种资料是与家庭完全对应的。这里所说的‘家庭’，是指以特定的婚姻形态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同居、合产、共爨’的社会基本单位。”（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士人文集这一种“资料”可以派上用场。当然也因此，我的讨论不免受制于材料。文集作为材料，便利处在具体感性，受限之处则在缘具体个人的陈述，未必能形成“总体判断”。我也因此不得不在作类似判断时持审慎态度。个体经验在提供历史生活的“丰富性”时，不免片段零碎，或可为既有的综论拾遗补阙，却未必可据以作一概之论，即如关于其时普遍的伦理状况——“一概之论”也正是我一向避免的。 我认可梁漱溟所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我们这代大陆人文学者曾耳熟能详的，就有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古代中国所谓的“五伦”，确也是士赖以界定自身的最重要的“关系”。“五伦”，父子、夫妇、兄弟居其三，系于血缘，较之君臣也较之朋友、师弟子等，作为关系更“天然”，是人的生活世界赖以构成的最基本的关系。经由上述“关系”，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向你打开。 也如所做关于“明清之际”的其他题目，我关心的更是士大夫经验中的家族、家庭，他们所体验的家庭伦理。当然，“伦理”不限于家庭伦理。无论对于现代中国还是明清之际的知识人，我对其伦理处境与伦理经验的关注也不限于此。我一再讨论的，即有“忠”、“节”一类范畴，知识人的处家/国、公/私、生/死等等。正在进行中的关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考察，也涉及了私域与公域，以及非常时期的政治伦理、职业伦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