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唐太宗曾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 如果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中国在真正、现实意义上的融入世界之中，即将到200年。我们需要回顾这近200年的历程，特别是近代史1840年到20世纪20年代的历程，因为历史会让我们从中学习到更多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如何书写这段历史？如果分析这段历史？如何总结这段历史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处在21世纪的我们，对面临新世界的我们，都会有着巨大的帮助。 张鸣教授用他的最新著作10卷本《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重庆出版社2016年出版），对以上问题做出了精彩的回答。作为国内一流的历史研究者，张鸣用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回顾了中国的近代史，并做到了对历史客观、公正地书写，做到材料、事实与逻辑相一致，也就是将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要与事实相一致，历史事件的发展要与逻辑相一致。同时，张鸣的作品深入浅出，易于阅读：他从一个一个侧面来书写大的历史事件，用简练而精准的文字说透一个侧面的前因后果，以此方法来“寻出过去人类经历的因果和逻辑”。 从出版方得知，这套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共有十卷，分别涉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风云、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割据和民国社会状况十个主题。目前已经出版了前三卷《开国之惑》《天国梦魇》《洋务自强》。从历史发展顺序看，这十卷内容涵盖了中国近代史中从1840年开始，到民国的所有重大事件；从中国近代史中，中国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不论是满汉关系、政权更迭、中外关系还是社会发展问题，也都全部涉及到。从已出版的三卷内容上看，不仅写清楚了每一个主题、事件发展脉络，给出了详细、全面、客观、真实的描述，同时也呈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引发的各种后续影响，更是在每章节文末，给出了精彩的客观、深刻同时又尖锐的评论之言，让人或无奈一笑，或悲伤一叹，或失望摇头。 重说历史并不容易，甚至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国近代史，就是那句“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至于为什么？恐怕没有谁能说清楚，讲明白。因为我们以前所了解到的中国近代史，太过于笼统，太过于二分化，没有从材料、事实与逻辑相结合，从历史事实的细节方面来展现前后发展。只有知道从细节入手，知道真实的历史情况，我们才能有底气、有信心、敢于直面中国近代史所呈现的一切，也才能从中真正地学到经验与教训，为现在的生活与发展，找到借鉴。 内忧外患，这是对清末的中国最准确、最精炼的描述。对外，面临的头等问题，就是外交问题。在系列第一本《开国之惑》中，张鸣通过对历史事件不同侧面、不同人物的记叙与描写，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让统治者困惑的历史阶段：清末的外交问题，已然不同于以前中国历朝历代所面临的外交问题——以前的中国是天朝上国，从心理上也好，从文化上也好，从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来讲也好，都可以从容面对，最差的办法也不过是和亲之后，再养精蓄锐打败对手；而当面对英国的船坚炮利时，则一切颠倒了过来：远在化外之外的弹丸之国，竟然以“文明”自居，来攻打并成功地打败了他们口中“愚昧”的天朝上国。可以这样说：从文化、心理（心态）、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官员等方方面面，清朝统治者都被震撼了、都被颠覆了，再也无法“假装他们不存在”了，仅仅剩下了“怀柔远夷”的想法来聊以自慰，却也是萍踪般地自我安慰罢了。 内外交困之际，对内，重要的是政权稳定，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稳定并镇压各地的反清斗争，一方面是要处理满汉关系。在《天国梦靥》中，张鸣教授通过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解读与分析，让我们深刻地认知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壮大与失败，是集合了清末社会制度、民族、地域、文化、宗教、思想、经济、军事、财政等问题而缓慢又集中爆发的、最初毫无计划的、从小发展到大的造反运动。几个小读书人，引导了这场后来影响巨大的大规模农民造反运动，但却因为无法吸收读书人的加入而最终失败。相反，汉臣们却更加注重自己的仕途与现实利益，反而帮助了满人权贵。而清庭也顺势而为，尽可能调整以满汉为主的民族关系，才使得清庭可以从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战争中侥幸活过来。 内外问题重重，世界时局大变化，如何使王朝渡过危机、甚至走向中兴？清庭自己找不到答案，但是汉臣们却因被“已经激发出来的修齐治平的雄心”，在用行动指明了方向：要谋求变化与改革，向西方人学习。张鸣教授在《洋务自强》开篇即强调：洋务运动是被逼迫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被逼迫出来的，洋务派也是一个行动派；虽然洋务运动在教育、军事技术和相关产业等方面蓬勃开展起来，但清庭满汉之问题，官员们落后的观念，传统官场不合时宜的旧习惯，过多注重现实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片面、简单、粗糙的对西方制造业的了解，导致了所有用实业与行动来行洋务之名的人，“都没有这个心思去了解西方，钻研西方的学问”。虽然也有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们意识到，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不仅仅是通过购买器物和学到一些技艺，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制度与文化，学习并发挥他们的优势来为己所用。可惜，这些人是少数派，无法像以李鸿章、曾国藩和左宗棠等有权势、有威望、更有地位的权臣一样，能够真正做起来。 由此可知，中国近代史不是那样的呆板与简单，每一个大事件中，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是活生生的，是在变化、冲突、新旧交替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也是在寻找着“历史的出路”。可是，受制于时代的发展，受限于心态与眼界的不同，受困于历史与现实、经验与当下的交互，人的选择在历史之中，只能，也仅仅是有限的突破，但却留给后人无限的解读和丰富的参考与经验。 记录下来的历史是“死”的，它们以文字的形式伏在纸张上，躺在时间的屋子里。历史曾经活生生地出现，并产生自己的结果与影响，来影响着现代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回头推开时间这座屋子的大门时，张鸣教授让这些“死”的历史，再次“活”了过来：张鸣教授带领我们看待历史的角度与方法，让历史再一次充满了生机——历史的事件为我们开拓了眼界，让我们借鉴从而调整心态，而历史上人物的命运与选择，让我们积累了经验，学会了面对与放弃。 从这点上来说，重说中国近代史，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次重生。（作者曹志杰，系东方出版社学术编辑室资深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