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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文化中的家庭、宗族 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处父子、夫妇的考察尚在进行中，我已着手对当代社会由伦理的方面的考察。“今古齐观”的“今”与“古”，在我的学术经验中，不止指文学，也指时世。“今”，包括了当下，进行时的当下。“当下”不一定被我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对象，对当下的关切，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学术思考与选择。 读明清之际乃读古人；隔了数百年的岁月，即使努力设身处地，仍难以如对今人、近事那样痛痒相关。无论读顾颉刚、吴宓，还是读聂绀弩、顾准，都令我心情复杂，甚至陷溺其中、难以自拔。“中年哀乐”，尚须赖丝竹陶写，何况我已老耄！这是否也是今古“齐”观的一点代价？当代史上的那些近事，你亲历的年代，你与它撕扯不开，难以保持“价值中立”。但我在去年岁末接受一家媒体的访谈时，仍然说，在关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考察中“严守学术工作的伦理规范”，是“学术工作者应当有的操守”（《答〈南方都市报〉问》，刊该报2013年12月19日）。学术作品也属于“易碎品”。保持学术工作的品质，至关重要。这与有没有勇气不相干。 上述种种，均属人的世界，也惟千差万别才成其为“人的世界”。 我曾经说自己的路径，是“经由人物进入历史”。学术自述中也一再说，自己“固然感兴趣于‘思想的历史’，却也关心着映现在思想中的‘人的历史’。这兴趣又是由文学研究延续下来的”（《〈自选集〉自序》）。说，“或也由于文学研究中的积习，我力图把握‘人与思想’的联结，在生动的‘人的世界’寻绎‘思想’之为过程。”（《〈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说自己“依旧为‘人物’所吸引，为人物光明俊伟的气象所吸引，为他们正大的人格所吸引，时有触动、感动，以至感慨不已。……与这些不同时段的‘知识人’同在的感觉，是学术之于我的一份特殊赐予”（《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以上所说的“人物”，既包括文学人物（文学形象与文学作者），也包括历史人物，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以至当代人物，当代知识者。维系了几十年间的学术工作的，就有探究“人的世界”的兴趣与热情。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经世取向，我曾由功利/非功利的角度讨论。我自己，始终有（无关乎“学术成就”的）非功利的动机，纯粹学术兴趣以外的兴趣。具体到本题，应当说，人伦中有无尽深广的“人的世界”。我的学术工作的连续性，不缘于刻意的设计，而出于持续的关怀。在我，只有借诸人物，历史才是可以想象的。 1917—1949年的中国文学、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通常称作“新时期文学”）——明清之际的思想言论——1966—1976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构成了我学术工作的对象范围。这些时间段在我的工作中的关联，由上文不难知晓。伦理问题只是我的学术工作中具有“贯穿性”的题目之一。更具有“贯穿性”的，自然是“知识人”这一特定对象。 不能会通古今，兼通中西，是我所属一代大陆学术工作者的短板亦宿命。先天的缺陷，并非总能由后天的努力弥补。即使不能不因陋就简，面对考察对象不预设立场，不因既有成见而剪裁“事实”，仍然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回头盘点，在这一点上似乎尚能问心无愧。经验，经历，通常不直接进入学术，但有可能是类似“底色”的东西。有些吸引了我持久关注的题目，的确要溯源至此。在这一点上，我所属的大陆一代学人，与纯粹学院背景的学人有所不同。我珍视这种差异。如同由此而来的先天不足，阅历所给予的，也是使我们成其为我们的东西。至于因水平所限的立论的偏颇，知识方面的“硬伤”，则只能引为教训，并寄希望于后来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