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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家庭伦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锋芒所向，“家族制度”首当其冲，具体即在父子（等差秩序）、夫妇（婚姻制度）。最被认为振聋发聩的，即有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刊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李大钊的《万恶之原》（1919年7月13日《每周评论》第30号），等。李大钊在该文中说：“中国现代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上述“战斗檄文”之外，影响更为深远的，应当是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致幼者》等。鲁迅所主张的“幼者本位”（《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与清末民初影响了一代知识人的“进化论”相关。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及其后的，既有由背叛家庭到反抗社会，也有“背叛”之后的回归。 上述“时代主题”的文学样本，即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作为青年的启蒙教材，影响了几代知识人关于传统社会、家族制度的想象与认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拙著《艰难的选择》，关于家庭、婚姻问题的讨论，应当是我以学术方式探讨家庭伦理的最初尝试。该书下篇有《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一章，附录则收入了论文《“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婚姻爱情问题》、《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 《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一文说，“较之有关‘家庭社会学’方面，我的兴趣更在于认识现代知识者”。《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则尝试由“子”一代，由“觉醒了的‘人之子’”，分析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家”，说高觉新“附属于、隶属于‘家’，是那个‘家’的一部分”，“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目的”，说高觉新“是祖父的长孙，父亲的长子……而不是‘人之子’”——关注所在始终在知识人，他们伦理实践中的经验与感受。 于今读来感到刺目的，是《艰难的选择》使用的一套概念。“宗法封建性”云云，已渐被弃之不用；“封建社会”代之以“传统社会”。但“宗法封建性”一类表述特有的历史感，却为其他表述难以替代。回头看，《艰难的选择》的有关论述，仍然不是流行命题的简单演绎。在上面提到的几篇文字中，即力求重现知识人伦理处境、伦理生活的复杂性，既谈到了“反抗”，也写到他们对于“宗法制的过去”、对于“家”的眷恋。 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以乡村为“传统文化的渊薮”；所论某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以父子对比结构小说，其中的子之于父，也不免是“历史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和乐观信念的人物关系化”，却由于将考察范围延伸至该书写作的1980—90年代之交，所展示的图景有了显然的不同，即如写到了乡民的“准祖先崇拜”，“类似祭祖的仪式行为”；写到了父子间的文化传承。类似内容，难得见之于五四新文学。 写作《艰难的选择》的1980年代，我所属的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与五四新文学作者有情绪、精神上的呼应与共鸣，包括对“未来”的乐观，对变革的渴望。当然，也乐观得肤浅，渴望的目标并不明晰。那种乐观，由遥远的事后看去，不免令人心情复杂。新/旧、过去/未来、光明/黑暗二分的思维与想象，于反顾中有了讽刺意味。在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氛围中，读当年批判性地写到的“古旧的追怀”，不免有荒诞之感。这是新文学作者当写作时，也是我1980年代写作上述学术文字时逆料未及的。重读之下，像久历沧桑的老人翻看旧像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上述现象，不便仅用了“循环论”、“三十年河东、河西”简单地打发，有必要作深度的讨论。1980年代学术文本中包含的丰富信息，有可能为清理1917到1949，1949年之后、1980年代的学术文化提供契机。至于我自己，基本的研究方式固然在此期间形成，对某些现象、问题的敏感，也在这过程中产生：两段学术工作“一以贯之”。看似“两橛”，实则并非如此。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相关，阶级斗争语境中被污名化的“家族”、“宗族”，“文革”后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有人提出重评“宗族制度”。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中，难点毋宁说在重评与家族、宗族有关的阶级论述。近一时期，不惟宗族史，与民间信仰、地方社会有关的考察，也包含了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之于社会改造、尤其乡村基层社会改造的反思。这甚至正是有关论述的问题意识。我发现这种反思有逐步深化之势，有关谈论也渐由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到较为明晰、直接——尽管问题依旧有敏感性。考虑到“宗族势力”、“民间信仰”长期被作为“打击对象”，上述讨论的艰难展开，当然应当被视为一种进步。 近年来家族小说（以至个人的家族历史叙事）的兴盛，像是对五四新文学的隔代回应，包含其中的情怀却大有不同。无论由家族展开当代史叙述，还是追怀一种消失中的文化，“家族”都不再是仅有负面意义的符号。而在事实上，一方面伦理状况在急剧变化中，同时却继续上演着古老的伦理故事的现代版。由社会的某些面相看，中国还相当古老。上文提到的拙作《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一文，有“宗法封建的家族制度，造成精明狠辣的主子和吃祖业的不肖子弟”云云。即使不再使用老套的“宗法封建”之类说法，你对“吃祖业的不肖子弟”也决不陌生，更无论最为人诟病的世袭权力、“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 我自己则直到将要告别学术工作之际，才稍稍接触了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的宗族史，作为有关明清之际家庭伦理考察的一部分背景。而在写《艰难的选择》等学术作品的1980年代，宗族史研究尚未兴起；即使1990年代的有关著作，也像是仍未脱出我们曾经熟悉的主流论述。探讨明清之际的家庭伦理，宗族史不在我的论题之内，属于“相关论域”，在我讨论的问题的延长线上。我无意于重返五四新文学。我距那一段学术经历已经遥远。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作为一个过程重新考察，只能寄望于较我年轻的学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