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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唐人的“以古为律” “以古为律”的诗学思想最早由中唐学者提出。中唐前期的杜確在《岑嘉州诗序》中称：“自古文体变易多矣，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词，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于妖艳，谓之摛锦布绣焉。其有敦尚风格，颇存规正者，不复为当时所重，讽谏比兴由是废缺。物极则变，理之常也。圣唐受命，斫雕为朴，开元之际，王纲复举，浅薄之风，兹焉渐革。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矣”(陈铁民侯忠义463)。杜確认为齐梁宫体诗歌形式华美，但是丧失了《诗经》以来的“讽谏比兴”、“颇存规正”的传统。盛唐开元时期的诗人能够做到二者的结合，“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将充实的内容和华美的形式相互融合，这实际是一种“以古为律”的思想。独孤及在《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称赞皇甫冉“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转引自董诰388：3940)。独孤及认为皇甫冉的诗歌融合了古诗的“比兴”和律诗的“声律”，这是对“以古为律”更为清晰的理论概括。 唐代“以古为律”的诗学思想表达得最为明确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们提出的“律讽”这种诗体，就是在“以古为律”观念的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一种新诗体。元和五年(810年)，元稹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写了五首《放言》诗抒发愤懑之情。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也创作五首《放言》以唱和。白居易《放言五首》诗序云：“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唯李颀有云：‘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水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白居易318)。白居易评价元稹的《放言》五首韵味高妙但遵守格律体式，意味虽古但却遵守新的体制，这是诗体上的一大创造，和李颀的古体诗《杂兴》“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一样有古意。诗题云“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之意。这组诗虽然合乎律诗对仗、声律、粘对等原则，在格律上是标准的七律，但是和初盛唐以来盛行的模山范水、宴饮酬唱、应制颂圣的七律不同，这组诗歌以议论为主，集中探讨了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等问题，阐述了老庄福祸无常、避世养生的思想，体现了古诗高古的韵味和律诗严格的格律规则的结合。 同年，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对各种古、近诗体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并用“律讽”来称呼元、白二人的《放言》组诗，其云：“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元稹30：351)。元稹将古近体诗歌分为古讽、乐讽、古体、新题乐府、律诗和律讽六种，前四种属于古体，后二种属于律诗。其分体的标准是讽喻功能、音乐和格律，其中古讽、乐讽、律讽都具备讽喻功能，乐讽、新题乐府都和音乐有关，古体和律体的区别在于是否讲究格律。用元稹的话来说，古、近体诗的区别主要是“意”和“词”的差别：“意”是思想内容纯正，有寄兴，具备讽谏功能；“词”，是对仗、声律、用韵等诗歌体制方面的要求。“律讽”，是一种介于古、律体之间的新诗体，这种诗体既有“古讽”诗体的“寄兴”和讽谏功能，可以“与讽为流”；同时又有律诗“声势沿顺，属对稳切”的格律体制。可以说，“律讽”是融兼古、律二体之长的新诗体，或者说是用“古讽”诗体来改造律体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