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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以唐宋元时期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朱迎平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历代总集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唐宋元三代的单体总集编纂,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关 键 词】唐宋元/单体总集/文体学
    【作者简介】朱迎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历代总集编纂和文体学的关系,近年来受到文体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①。这是因为二者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了指导各体文章的写作,因而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隋书·经籍志》首次在四部分类中确立了集部,并作了别集、总集的区分,其论总集缘起及作用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②《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则进一步归纳了总集的两大功能:“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③无论是“网罗放佚”,还是“删汰繁芜”,都是为了“属辞之士”的“取则”,也都具有文体学的意义。
    总集是“众家之集”的汇聚,其编纂的核心因素则是文体。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总集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就是按照这一顺序先后排列的。以《文章流别集》和《文选》为代表的多体总集,(有的学者称之为《文选》类总集)其文体学意义已得到较多的关注和挖掘,而大量单体总集却尚未引起充分注意。本文试以唐宋元时期为例,对这类单体总集的文体学意义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探索其在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唐宋元单体总集编纂概貌
    单体总集编纂缘起甚早,汉武帝命淮南王为《楚辞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④,已肇其始。只是《隋书·经籍志》将《楚辞》类与别集、总集并列,掩盖了其单体总集的性质。以下先对唐前单体总集编纂的情况作一简单回顾。
    唐前四部文献的流传情况主要体现在《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之中。考《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共著录总集107部,加上“梁有”(即梁代阮孝绪《七录》著录而编纂《隋志》时已亡佚)的则共计249部。从《文章流别集》至《文章始》共24部,加上“梁有”已亡的则为33部,均为多体总集(包括《文心雕龙》、《文章始》等文论)。而《赋集》以下直至《法集》200余部均为单体总集,其汇集的文体依次为赋、封禅、颂、诗、乐府、箴铭、诫训、赞、七、弔文、碑、论、连珠、杂文、诏、表奏、露布、启、书、策、俳谐文等20余种,其中以赋、诗、乐府、诏、碑、表奏等体数量最多。这些单体总集除了《玉台新咏》等极少数流传下来外,大多散佚不传,难见其实况。但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看,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单体总集的数量远大于多体总集,可见单体总集的编纂是基础;二是从总集名判断,“网罗放佚”的单体总集多于“删汰繁芜”的,可见其功能尚以汇聚作品为主。此外,其著录编排有序,反映了唐初编修《隋书》时学者对总集体例的观点。
    承继六朝总集编纂的传统,唐代的总集编纂继续呈现旺盛的态势,且有一些新的拓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唐人所编总集约100种,但实际数量远不止此。卢燕新博士在吴企明《唐音质疑录》、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详考文献,考定唐人编选的诗总集174种,文总集58种,二者总计230余种,另有待考的约80种⑤。这些唐人编纂的总集中,多体总集仍占少数,主要为《文选》的音、注和拟、续以及《芳林要览》、《丽正文苑》、《文馆词林》等新编总集;而单体总集占据了其中的大多数。单体总集中,又以诗总集数量居绝对优势,其余文体仅涉及诏、策、表、奏等公文文体,这与《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六朝单体总集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唐诗创作的高度繁荣,从初唐至晚唐,各类唐诗选编本层出不穷,留存至今的尚有佚名《搜玉小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箧中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令狐楚《御览诗》、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觳《才调集》等10余种⑥。这些选本多为选编者根据自己的诗歌主张和爱好编成,大多关注诗坛风会和审美趣味,从文体演变角度切入的不多,仅有倪宥的《文章龟鉴》等个别总集着眼于文体⑦。另一类十分繁盛的单体总集为诗人唱和集,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元白继和集》、《刘白唱和集》、《名公唱和集》等就有20种之多,它们多为汇聚作品,而不涉文体辨析。此外通代的诗歌总集如惠净《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郭瑜《古今诗类聚》等,数量也不多。
    两宋的诗文创作继续繁盛发展,在文人别集数量大增的基础上,宋人总集编纂较之唐代有更多新的开拓。《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宋人所编总集约250种,其中大部分已佚。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著录存世的宋代总集85种,附录《散佚宋人总集考》又著录180种,二者相加之数与《宋志》略同。在85种存世总集中,多体总集近30种,单体总集50余种。单体总集中,诗总集仍占半数以上,另有词总集11种、古文总集7种,其余涉及的文体有诏令、奏议、碑志、论策、判文、回文、四六等,其文体较之唐代有较大扩展⑧。
    宋代诗总集的编纂有许多新的发展:在唐代诗人唱和集的基础上,发展出流派诗总集,如《九僧诗集》、《西昆酬唱集》、《江西宗派诗集》、《四灵诗》、《江湖集》等;编纂出许多专体诗总集,如《万首唐人绝句》、《瀛奎律髓》、《乐府诗集》等绝句、律诗、乐府诗总集,《昆山杂咏》、《京口诗集》等地域诗总集,《增广圣宋高僧诗选》、《洞霄诗集》等僧道诗总集,以及题画诗集(《声画集》)、动植物诗集(《重广草木鱼虫杂咏诗集》)、诗集附诗话(《诗林广记》)等等。这些总集兼及诗体和题材,门类繁多,富于开创性。宋代词体创作呈现一代之盛,《草堂诗余》、《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花庵词选》、《绝妙好词》等词总集的编纂层出不穷,更出现了《百家词》、《典雅词》等大型词集丛刊。单体文总集中,除了传统的诏令、奏议集外,值得注意的有三类:一是一系列题为“古文”的总集的产生,如《古文关键》、《迂斋古文标注》、《崇古文诀》、《古文集成》等,标志着“古文”作为一类文体已被文坛接受;二是四六文总集如《三家四六》、《四家四六》等不断被汇聚,反映了四六与古文逐渐分疆的现实;三是科举文体总集的大量刊印,如《论学绳尺》、《十先生奥论注》、《擢犀策》、《擢象策》、《指南赋》、《指南论》、《宏词总类》等,说明文章总集的应用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宋代单体总集编纂的不断拓展,体现出各别文体研究的不断深入。
    元代承袭两宋,总集编纂又有新发展。明修《元史》未立《艺文志》,清人钱大昕撰有《元史·艺文志》,补录元一代文献,兼及辽、金之作。其集部总集类共著录80余种,而骚赋、制诰、科举、文史、评注、词曲均另外立类,其中亦有大量实为总集者,如《古赋辨体》、《论范》、《策学统宗》、《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花草类编》等。故元代虽立国时间较短,但总集数量依然可观。
    元人总集之中,除了元好问《中州集》、苏天爵《国朝文类》、郝经《原古录》等多体总集之外,单体总集仍占多数。除了大量的地域集、流派集和唱和集,值得注意的是有较多的唐代诗集,如《唐诗鼓吹》、《唐诗选》、《唐音》等,尤其是《唐宋近体诗选》、《三体唐诗》、《唐律体格》等,明显着眼于诗体,说明辨体已成为元代的潮流,而《古赋辨体》更成为赋体辨析的力作。此外《论范》、《策学统宗》、《翰墨大全》、《万宝书山》等科举类、应用类单体总集也值得关注。
    从以上唐宋元三代单体总集编纂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其发展趋势有二: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这两方面的趋势,都指向“属辞之士”“取则”的需求,至于其在文体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还需要作进一步具体、深入的探析。如果说,多体总集,尤其是《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现了编者对各种文体类别、性质及相互关系等的全面探索,那么,单体总集的编纂更多地表现出编者对各别文体的细类、特点乃至具体作法的深入探究。对全部文体的宏观把握固然是文体学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对个别文体的深入观察同样是文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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