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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于散文的无拘无束，因而可以自由穿行于各个历史角落，察觉各种隐密的动向和不为人知的萌芽。这是散文充当文化先锋的时刻。从断后的收容到文化先锋，散文可能赢得巨大的空间——当然，也可能在巨大的空间之中迷途不返。 一 尽管我不时从事散文写作，但是，很少涉足散文的文体总结。我始终觉得，散文不存在一套严密的文体规则，以至于诸多严阵以待的概念术语找不到用武之地。对于一个变幻无常、不拘一格的文体说来，稳定的概念描述常常力不从心。这甚至抑制了散文理论的充分发育。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矣也”——我曾经多次援引苏轼的这一段话形容散文的奇异特征。上善若水。水既可以汪洋恣肆，惊涛拍岸，也可以细致入微，润物无声。为这么一个活物编织僵硬的笼子一定是一件乏味的工作。 大约二十年前，我已经表述过以上的观点。迄今为止，这些观点并没有改变，而且，文体规则的松弛甚至成为我热衷于散文写作的首要理由。许多时候，文体规则与创造性之间构成了反比关系。规则愈简单，创造力赢得的空间愈大。对我说来，这是散文的特殊魅力。文体的藩篱最大限度地减少之后，个人的心智开始纵深驰骋。 长短不羁，左右逢源，无论是一缕诗意拂过心头，还是精雕细琢地再现一片风景，一幅肖像，散文无不可以欣然接纳。我的心目中，散文是表情达意的称手工具。 那么，如何确认散文这个文体的边界？如何勘定散文与诸多文体的疆域？ 许多时候，人们可以察觉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 一种倾向竭力认定一个稳定的文体谱系，并且力图将现代散文视为这个谱系的最新产物。描述这个文体谱系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散文这个名称背后看到杂文、小品文等各种次级目录。如果这种描述向古典文学延伸，人们可以遇到繁多的文体存目。仅《文心雕龙》就记载了“骚”、“诗”、“赋”、“颂”、“赞”、“祝”、“盟”等三十来种文体。至少在当时，公文或者应用文与文学之间不存在严格的隔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或者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皆为出身于公文的文学名篇。每一种文体的命名和确立规则隐含的意图是，对于文体特征做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散文仿佛是众多文体的集大成。字斟句酌地锻造一个精确的散文定义是许多批评家的理论目标。他们认为，这是何谓散文，何谓好散文的重要依据。 相对地说，另一种倾向显示了宽松的理论姿态。首先，所谓的“散文”仅仅相对“韵文”而言。与韵文不同，散文对于押韵、节奏以及铿锵的音调没有追求。吟咏或者朗诵一篇散文可以觉察，这个文体不负责为听觉制造快感。这是散文与诗的重要分野。散文叙述的自由句式之中，诗的音乐传统再也延续不下去了。 当然，音乐传统的延续与否仅仅是一个表象，散文与诗的分野存有更为内在的涵义。诗句的凝练、跳跃意味了特殊的美学跨度。诗句修辞通常掠过日常的世俗细节而穿行于高贵的神话、象征系统。诗人对于春花的咏叹一般不愿意持续地延伸到泥土里的根茎、气味不雅的肥料或者猥琐地拱来拱去的蚯蚓。相形之下，散文保存了浓郁的烟火气息。散文可以放低姿态，直面坚硬的现实，从容不迫地叙述琐杂的见闻，甚至不惮于家长里短，絮絮叨叨。正如黑格尔当年所形容的那样，散文的时代如期而至。从现代性的兴起到后现代的降临，英雄以及他们栖身的史诗已经共同式微，历史逐渐滑入了另一个阶段：松散，平庸，宏大转向琐碎，崇高转向实利主义，深刻转向平面化。这种气氛之中，诗多少显得傲慢、孤芳自赏和自以为是，散文如鱼得水的时候到了。由于固有的美学跨度，诗无法眷顾各种过于卑微的生活碎片，或者对于多种异质的意象——例如城市景观、工业文明，或者政治系统——束手无策；相形之下，富于弹性的散文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和抵近对象，调节出各种适合的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