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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物两说”与“正史化” 对于新编传说而言，如与口头传统相悖，其自身的合法性固然需要遮蔽或压制异说才能凸显，然而上述主流化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化，无论自显、遮蔽还是打压，编创主体都并不太在意新编与旧有的传说文本之间的冲突，更少着意费神弥合其间的裂隙。这种不经意的态度正显示出书面之于口头、官方之于民间、“外部”之于“内部”的强大自信，有时还伴以某种知识阶层特有的自我道德崇高感。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新编的地方主流性文本较之口头传统文本，其编创者、传播媒介、传播范围、接受者等关键因素都具明显优势。随着传播范围越来越远离传说遗迹和口头传统的中心，口头传播的影响力渐弱，书面传播愈发显出优势来。而抛开文字与口头的差异不论，新编传说的自信背后固然有编创主体的主流乃至官方身份作为支撑，同时也与其目标流通范围不无关联。主流性文本在编创之初就定位于沟通地方与外部，向外部展示地方，以外部通行的标准，建构一种符合外部想象的地方形象，享有比内部流通的口头传统文本更为广阔的传播区域，也渐次远离了口头叙事的内部语境。“新编”与“旧有”文本之间的竞争也就从属于“外部”与“内部”之间不同层级的上下对抗，在这场竞争中，情节因素的作用弱化，文本所有者之间的话语权力高下成为取胜的关键，故而这种心态下的传说编创主体一般都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编织趣味，不屑于特别着力压制他说或原说。因此，它对口头传统的压制过程并不十分激烈，反而平和顺利得多。 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以对外展示本地传说为目的，以外在于本地传说圈的读者为主要受众，并不追求口头叙事的强力改变。编者毋需劳心从事从书面到口头、官方到民间的推广工作，往往任其自然，若果引发了口头演述的变异，大多是无心所至。 如此一来，一处传说遗迹往往生出两条不同的“演述人——传说文本——接受者”的传播链，甚至出现“一物两说”的吊诡局面： 尽管不同演述人对传说遗迹使用的称谓可能相同，但指涉的内涵不同：上甘棠村的新编传说和口头传统都称“龟山”，但释名相悖，同名不同质;田广洞的“白相庙”(或曰“象王庙”)，其名与义都十分模糊;至于蓝山县的陂阁庙被当作“夔庙”，不仅所指有偏差，连能指都被彻底改换了。 类似现象也曾有学者论及。高丙中教授在河北范庄观察到“双名制”[25]：当地“龙牌会”的组织者在学者帮助下，面对外来者(外部)和本地村民(内部)时分别持两套不同修辞，向村民募款说是修庙，向政府申请拨款修建的却是博物馆，在一座建筑门口分挂两块匾额“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和“河北省范庄龙牌会”，正所谓“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既满足了内部的信仰需求，又取得了对外的合法身份： 对同一处传说遗迹的演述人尚属同一，之后才歧为两途。关于一个事物如何能同时符合内部传统与外部要求，高文中描述的两套文本巧妙共谋的策略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而本文所讨论的同一事物被不同的演述群体加以言说，以致两种文本构成对抗的情况则更为普遍。有些传说遗迹连原本的名称都被改掉了，两种说法在形态上的分歧更严重，甚至没有丝毫相关性，乃至如本文开头所示的上甘棠村“龟山”传说，两条传播链竟几乎互不知晓对方的存在，其中的对抗关系远大于共谋关系。 这种一物“两说”与民间文学通常所谓“异文”并非一事。异文是类型学的概念，指“民间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语言、形式乃至思想内容、艺术形象不断发生变化后所产生的不同说法和唱法的文字记录。一部作品流传愈广、流传时间愈长，其异文也愈多。”[26]一组异文应当是源于同一部作品的变化，强调情节上同中有异的相关程度，与实物遗迹无关。而本文讨论的传说文本，并非同一则传说，而是跟同一传说遗迹有关的两类传说。譬如，田广洞村的“白相庙”(“象王庙”)遗迹上附着有两种不同解释，一个关于象王，另一个有关白相公，无论主题、情节、母题均无相似，并不构成一组异文。象王的传说可能与其他关于象的口头文本或典籍记录构成一组异文;白相公的传说也是如此。 而当新编传说成为地方主流的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方志化”与“正史化”的极端现象。如前述杨学刚、雷志和以修志为契机，将新编传说纳入正史系统。当我们面对任一则传说文本时，首先应尽量获取演述人、传播媒介和接受者的信息，将其还原语境后，明确这些要素分属上图所示两条传播链中的哪一条，并注意判断主流性文本与地方传统的关系，以避免误信误读，将书面与口头、外部与内部、官方与民间各自的传播过程混为一谈——尤其是那些主流意识形态色彩鲜明、使用标志性人物符号、与典籍记录非常接近的传说文本。前例中援引的焦山来历、夔庙、白相(象)庙、伯公是伯益等传说的编纂，都受到了传世文献的启发。尽管如此，笔者仍不免想象：现今大量新编传说载入当代史，信息既不够完备真实，又乏口头叙事记录，若有外人、后人按图索骥，以此为据来认识某种地方文化的整体风貌，重构地方文化史，岂非大相径庭，解读出一幅幅仅被某些个人塑造出的地方文化图景来? 三、结论 “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是地方性传说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衍生的普遍现象，目前大多还停留于各种媒体宣传，而“一物两说”、“方志化”乃至“正史化”的现象也愈发常见。当口头与书面、民间与官方发生对接，口头传统就可能被主流的地方知识阶层选择、过滤和改造，甚或完全无视、重新书写，以书面形式藉由公众媒介获得传播。在此过程中，口头传统常受到压制，显示出弱势的一面。 这一文本生产和传播机制以往是被忽视和遮蔽了的，绝非当代社会的独有现象。尽管我们无法考索古代的口头传统情况，但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古代编修史志的人，可能也有这样类似的心态。以往我们通常认为，正史的记载相对于野史、小说、笔记更为可靠，但经过如上分析，或许我们可以调整对史料的判断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