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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是指地方文化工作者出于某种动机将其自发编纂的传说纳入广泛通行的权威写本中，或是进入公众媒体的报导，使其成为地方上对外展示的代表性文本。它们生而即属地方上的话语主流，天然被赋予某种权威,而作为其对立面的旧有文本则不断被遮蔽、扭曲，乃至演述人也受到身心伤害。至于“一物两说”、“方志化”乃至“正史化”等极端现象也愈发常见。在此过程中，口头传统常受到压制，呈现出弱势的一面。 【关键词】传说 新编 主流性 口头传统 “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是指这样一类传说文本：地方文化工作者出于某种动机将其自发编纂的传说纳入当地方志、文化档案、旅游宣传图书、“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等广泛通行的权威写本中，或是进入公众媒体的报导，使其成为地方上对外展示的代表性文本。这里的“主流性”是针对传播媒介而言，并不表示此类文本在传说圈内部被演述得最多，而是指它们在该传说圈对外展示时被使用得最多。与口头传播的私人化不同，主流性传说是通过文字、图像、影视等公众媒介传播的。由于编创者身份之故，这些新编文本生而即属地方上的话语主流，天然被赋予某种权威，却未必能融入到当地口头传统中并获口头传播。 我们通常理解的“民间传说”，是指民间自然生长、自我消费、基于口头传统的传说文本。然而近年来，还有上述以对外展示为主要目的、偏离口头传统的新编文本与之共时存在，也自称“民间传说”，在发展旅游经济和“非遗”热潮等时代因素刺激下爆发明显，几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甚至有地方文人专门受聘承担此项工作。 笔者此前已对该现象略有感知，至2010年11月赴永州调查期间，接触到面相十分丰富的新编传说，形式以方志、文化档案、旅游手册和“三套集成”为主，其编创主体、生产传播过程与接受事实都颇具各个层面的代表性，使我对此现象获得了较为明晰的体认，对传说文本的“旧有”与“新编”也增长了不少辨识经验，故著为此文，希望对传说的生成和传播机制问题提供更多阐释途径，从侧面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文化逻辑，并希望对正史的理解提供某种警示。 一、编创主体与文本的遮蔽 2010年11月，承湖南科技学院陈仲庚、杨增和、潘雁飞等诸位教授热情接待，陈泳超师携我在永州市零陵、冷水滩、双牌、东安、蓝山、宁远、江华、江永、道县等区县，围绕着尧、舜、象和二妃信仰的相关遗迹[1]进行了为期一月的田野作业。临行前，我们查阅了各区县自清末至当代的地方志和《中国民间传说集成·湖南》省卷本，钩辑了相关传说记录，准备探求遗迹、寻访耆老，却接连遭遇被访村民竟无一人知晓该传说情节的状况，只得再联络当地的地方志、“三套集成”编者，请教这些材料的出处，才得以了解他们新编传说的过程与思路。 此种现象以江永县上甘棠村的“龟山”传说最为典型。据2008年版《江永县志1991-2004》载： 上甘棠村周氏族人信奉寿龟、神龟……因而村里及四周有龟山、龟型台地、龟塔、寿龟凉亭等人文古迹，还有不少关于神龟的传说和祭祀神龟的古建筑。在当地的周氏家族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很早以前，有一只神龟与舜帝是故交，它闻听舜帝崩于苍梧之野，悲痛大哭得死去活来，只身南下到苍梧寻找舜帝遗迹。它见上甘棠村风水颇佳，便选择了在村中谢沐河畔的山脚下小憩。神龟在这里打了一个盹，就过了800年。一日，神仙铁拐李来到这里，见神龟还在睡觉，便用手杖敲醒它，叫它让开，说这里要建县衙。神龟向前爬了几步便不走了，这就是上甘棠村村前龟山的来历，这只神龟成为古谢沐县、今上甘棠村人的保护神[2]。 看到这则材料后，我们特意请人联络介绍，到上甘棠村采访，不料，一路询问十来位村民，男女长幼(其中男性最年长者75岁)竟无一人知晓这则传说;再问“那这山跟舜有没有关系?”被访人都表示没听说过，亦不闻县志中所载的龟与舜交好、造县衙等情节。唯有一自称通晓掌故的50多岁周姓男子约略知道龟山的来历，他说： 这里有条猪婆，就(在)对面那个山……神仙就派了哪吒下来，把那个猪婆打死他，他没有打到，就只有三个石头下来，就一个这山……有个龟嘛，打那个猪婆的，没打到，打到一个龟嘛。(问：石头原来是一只乌龟吗?)石头(是)打下来的，神仙打的，打那猪婆，压住了乌龟，就是龟山。(问：那个地方原来有只乌龟吗?)有。(问：乌龟是干什么的?)就是那龟吧。(问：就是待在那?也不是特别的乌龟吧?)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说)的。(问：听过和舜帝有关的故事吗?)没有。我们这儿皇帝也没过来。(问：龟山和舜帝有关吗?)(沉默)[3] 这不免令人疑惑，《江永县志》所本何处?无独有偶，结束采访后，陪同我们进餐的一位女士曾在江永县政府接待科工作多年，自称“江永第一官导”(官方导游)，她倒是流畅地讲出了与方志所载全然一致的龟山传说，称其来自导游材料，而她本人则并不了解当地村民的口头演述状况，也未考察过这则文本的来历。她还告诉我们，因长年从事接待工作，她对地方文化名人所著乡邦历史类图书特别关注，经常采纳以充实解说。而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此类图书正是“新编”传说的主要集散地。作为江永县重点推广的旅游项目之一“千年古村上甘棠”，这则新编的“龟山”来历传说大概已向数以万计的游客传播出去了[4]。本地口头传统与对外的官方媒介针对同一传说资源持完全不同的解说文本，却不相交通，甚至互不知晓。 出于拟古慕贤之心态，新编传说多倾向于附会到更古老或主流的说法上去，而背倚九嶷的地缘因素也使得本地传说容易指向舜帝这一影响力大、标志性强的地方文化符号。永州地区有大量瑶民聚居，虽然他们讲不出舜与瑶族的盘王有何具体联系，却大多倾向认为他们之间一定有关。尽管这样的想法朦胧渺远，既未进入口头传统，也未形诸文字，但我们可以推想，这种意愿许是滋生新传说的土壤。 就本文依据的永州调查情况看来，传说的编创主体与时代性因素是新编过程中的两处关键。开发旅游、申报“非遗”等目标刺激了地方政府新编传说以对外展示的大量需求，而编创主体则把握着新编传说的人物、情节和价值取向。 在调查中，我们结识了冷水滩区的杨学刚，东安县的雷志和，道县的韩九如、张处仁，宁远县的周家璐、韩伟祥[5]等多位专职的地方文化工作者，他们大多有教育工作经验(中学、党校、教育局、粮食干校)，是一县之内较受尊崇的文化界人士、地方知识分子，常撰写一些乡邦文化方面的文章甚至出版专著;曾被抽调参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或县志等官方文献的编纂工作，又往往于退休后继续受命于地方政府专职编创传说，以配合旅游资源的开发。“新编”与“主流化”成为他们长期的工作重心，其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态度和采用的方式：杨学刚、雷志和利用修志特权，将新编传说纳入正史;张处仁则借其媒体工作之便摄制短片、出书立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