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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制 更甚者乃至于以文化权威身份驳斥异说，宣传自己的说法。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外来者，若想了解那些被权威讲述者有意识屏蔽或扭曲了的口头传说，须得靠自己调查、比较和分辨，剖析演述人的心态与动机。在教师出身的道县“三套集成”编者韩九如家里，我们询以当地的“伯(白)公老爷”[17]及其二位娘娘的庙宇格局。坐在一旁的韩妻及妻妹主动告诉我们，她们自幼就在庙宇附近长大，时常朝拜神像，她们记得很清楚，伯公老爷有两位，是两兄弟，两位娘娘是两姐妹。这时韩九如打断了她们，转而对我讲道，“他们老百姓不懂乱说的”，韩妻、妻妹也并不争辩。韩九如说，道县县城有三处“伯(白)公庙”，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伯(白)公”是一位名为“白想”的年轻后生[18]，而他则反复强调“伯(白)公”实际上是伯益： ……只有伯公跟舜王有关系。(问：伯公就是你说的白想?)老百姓说是白想，这个书上讲呢，是伯益。(问：谁说是伯益?)书上面讲的，我那个书上写得很清楚，有个袁老太爷，这个庙是白公庙白公庙，我估计呢，这个字是写错了的，伯益的伯呢，是有个人字旁的。要我们考证，我们以后没有考证的必要了。我那本书蛮多关于舜帝事情，你可以看看[19]。 “伯公老爷”就是伯益的说法并非韩九如的发明。他告诉我们，抗战时期，诗人袁思永避难道州，与韩父时有往来，他著有《礼阏邮斋诗存》。韩九如曾在自己关于当地风物的专著中，引录过此书中一段文字：“道州白公庙甚多，不知为何神?塑像雄伟，碑书有虞大臣，意当是伯益，曾从舜南巡过此，州人祀之。不知何年乃讹为白公，州志不详，亦无纠正之者。”韩九如向我们推荐自己的这部专著，关于伯益的问题，他不但承续袁说，还进一步发挥道：伯益是皋陶的儿子，史书说，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后，众人又推举伯益作继位人;禹死了，他的儿子启势力强大，夺了伯益之位而后自立，从此结束了“禅让”制度。韩氏还提到，《世本》中写伯益是掘井的最先发明者。后来，我们找到了他的专著，核对发现与前口头表述完全一致。 除了考辨“伯公”的身份，他还认为当地俗呼为“白相公”的男神应是白居易： 可能是菩萨叫白居易，老百姓就叫白相公了，白就是白相公，相公就是对过去官家一般的称呼。(问：白居易在这边当过官吗?)没来过。(问：那老百姓为什么要纪念他呢?)这老百姓怎么想的我也晓不得。是“白相公居易的祠”，老百姓就叫白相白相。[20] 可见，一种新知识因发明者的身份而天然合理合法。当口头传统与知识阶层的新编传说彼此冲突时，民众的声音多被湮没，知识阶层才掌握着言说和书写主流文本的权力。 当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时，主流的话语暴力将无可避免地给旧有文本带来某种损伤和侵害。旧有文本不仅受到藐视，甚至被歪曲、打压，乃至演述人也受到身心伤害。 前述的江永县上甘棠村居民对村子被辟为旅游景区有诸多怨言。首先是经济利益引发的冲突。那位讲出龟山由哪吒斗猪婆而来的周姓村民在被访之初极不情愿回答问题，因其曾有多次被外来者访问的经历，不仅未得报酬，还在事后得知，那些来访者以其口头传说的某些部分用于宣传片、导游辞而获利。他说： 那些导游他讲不清楚。我就告诉他们，他们赚钱。他们剧组那些人赚了我的钱，很多事情我就不讲了!有兴趣我就讲一下，没有兴趣，我又不缺一分钱，为什么要说这事啊?[21] 当地资源被攫取，本地居民却未得利润，引发了经济矛盾和群体性不满情绪。不仅如此，他起初以为我们也是从事类似工作的，非但不肯配合，而且语带讽刺：“(历史)你们说有就有，你们说没有就没有。我们也不像导游一样。我们就说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那样的就是那样的。”澄清误会、博取信任之后，他又忿忿地告诉我们他曾与带团导游发生冲突，因为导游将村后“昂山”的来历解释为源于当地祖先的名字： 他们有理论没有实践嘛。我2003年上我们那个昂山岭，那个导游他说(昂山是)我们的祖宗，后来我听了几次以后，我说“老叔你不要乱说话啦，昂山那两个山是什么意思?你不要说那两个昂山是我们的祖宗的名字。”他(导游)说“我没有错”，我说“泰山那两个字也是他们祖宗?”他就哑口无言了。 至采访结束，他也不愿向我们透露姓名。可以想见，这样的争吵未必会带来改观，导游们恐怕依然背诵着官方审订的解说辞，当地的传统说法仍很难为外人所知。 而江永县农民翟大兵作为移民传说的真实代表人物，其迁居经历被纳入县志等文献构拟的“寻找千家垌”移民传说体系中，他不断被各种媒体采访，且必须接受预设的口径，其个人形象和经历被攫取、歪曲，本人已相当愤怒了。 千家垌是传说中的瑶族发祥地[22]，然其原址在何处则众说纷纭，江永县的大远瑶族乡原本只是诸说之一。1983年，广西荔浦县农民翟大兵和家人来到此地，经过观察核对认为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千家垌故地。此后，很多人陆续来此要求定居，由于政府不同意安置，只得返回。翟大兵则将女儿嫁与当地一个瑶族青年，全家才随之定居。九十年代，政府开始重视这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并请来学者论证，将大远瑶族乡抢先更名为“千家垌”，使之在诸说中渐占上风。1995年版的《江永县志》中专设一章“千家垌”，2008年版的《江永县志1991-2004》沿袭并扩充为“三千文化与旅游”[23]。编者以整页篇幅罗列了自民国20年(1931)以来一系列的瑶民“寻找千家垌”运动，记录了大远瑶族乡的发现与考证过程，并详述旅游宣传、管理和发展规划工作。 当我们循此线索，费劲周章找到两部县志中都推为成功定居此处的代表人物翟大兵[24]时，他起初颇不耐烦并十分戒备，进而我们得知，他举家迁居并非全为寻根之说，最主要的原因在方志中全未提及：广西老家太偏僻，生活困苦，难以维持。更甚者，翟本人不仅不知晓自己被“方志化”和“正史化”，而且对频繁来访的媒体、政府不堪其扰，却又无从躲避，必须配合;屡次被访从未获得回馈，甚至还有学者将他家祖传的瑶族文献资料《千家垌源流记》抄本一借多年，被反复催促后才归还——当我们提出想看一看这部抄本的请求时，他警惕地拒绝了。 和上甘棠村一样，千家垌也是江永县重点炒作的文化热点和旅游景区之一。作为族群认同的重要符号，“千家垌”归属地背后有复杂激烈的文化权力和经济利益之争，而瑶民的认可又是争夺过程中有助取胜的重要因素。翟大兵一家的迁居行动恰好满足了政府对外宣传和学者的论证需求，因此成为热门的报导和研究对象，但他的个人表述和感受并不重要，来访者只要将对他的采访录像剪辑出需要的台词部分，再配以其肉体形象和居住环境就够了。他们只顾攫取其身份经历作为言说符号，以充分渲染话题，却不尊重、关心被书写者的感受和给予其应得的回报，甚至侵犯他的尊严。 新编的地方传说在田广洞村得到当地精英分子的支持，并以主流媒介为宣传渠道;上甘棠村已进入了商业操作体系;而千家垌移民传说得到政府宣传，涉及范围更广。在多面相的传说生长过程中，作为主流性传说对立面的口头传统不断被忽略、扭曲、伤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