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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搜集理论的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有：钟敬文的《谈口头文学的搜集》(收于《民间文艺新论集》)、何其芳的《从搜集到写定》(收于《何其芳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年版)、马可的《谈谈采录少数民族音乐》(收于马可：《中国民间音乐讲话》，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李束为的《民间故事和整理》、柯蓝的《杂谈搜集研究民间文学》、许直的《我采集蒙人民歌的经过和收获》(后三篇均见于陕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关于民间文艺》(内部参考资料)1954年)等。关于搜集整理最早出现的争论是围绕着当时中学课本中选用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的，李岳南肯定和赞赏整理编写的成功，刘守华则批评故事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以及对幻想色彩的去除，不符合民间作品的艺术风格。[21]后来1957年刘魁立于本年度《民间文学》6月号发表《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对董均伦、江源的做法有所非议，董、江二人进行了答辩，他们的共同点是：肯定人民大众的创造力，要有为人民的正确搜集态度，记录要尽可能忠实、要多收异文以利整理时比较参照，要附必要的说明与注释等。“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著的，其主要原因是研究的角度不同，当时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科学研究和群众读物。”[22]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成为民间文学领域引起讨论的缘起。朱宜初、陈玮君、巫瑞书、陶阳、张士杰、李星华等从事搜集和研究工作的人员，以及1959年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参加搜集整理叙事长诗、民间故事、传说的一些同志也都参加了讨论，主要讨论搜集过程中记录的问题与搜集成果的整理问题。关于搜集问题的主要观点有：(1)凡是民间文学作品一律要记录，应当忠实记录，一字不移;(2)有重点、有选择的记录;(3)有限度的忠实。关于整理问题的主要观点有：(1)只有“编辑”工作，而无“整理”工作，即使“整理”也只限于技术性范围;(2)认为民间故事的整理应当加工，在方法上可以多种多样;(3)慎重整理;(4)从内容到形式、风格，都要创造些新的来，即推陈出新。[23]其中第四点后来发展成了“改旧编新”，主要人物是张弘，他认为改旧编新是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搜集——整理——推广是为民间文学服务的方法。整理、改编、创作是广义的整理，都属于民间文学的工作范围，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本职工作。整理基本上是改造民间文学传统作品的手段，是对传统作品“推陈出新”的手段，是改旧的手段;创作是形成新民间文学作品的手段，是编新的手段;改编是不问体裁之间人为的相互转化的手段，基本上是用非民间文学作品来丰富民间文学的手段。[24] “五十年代，新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的队伍正在形成和壮大，首先引起重视并且需要加以解决的，暂时还不是具体的专题性研究课题，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理论问题，诸如，民间文艺研究的方向、民间文艺在人民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民间文学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民间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民间文学的记录和整理的原则问题，等等。”[25]这句话基本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搜集与整理成为了民间文艺学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不同观点与不同思想推动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的发展。 1961年，毛星在《民间文学》第4期上发表《从调查研究说起》。主要观点为：(1)忠实记录;(2)搜集整理工作是一种复杂艰苦的思想、艺术工作，搜集整理工作者记录的技能不是惟一修养，更为重要的修养，应该是思想作风上的党性锻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民间文学的专门知识和对文艺作品欣赏与写作能力的修养等等;(3)记录必须一字不动，而写成为书面的文学，则必须进行或大或小的整理加工，而整理加工应该有一个原则，即必须力求保持这个故事的民间原貌，其目的是要呈现“民间的这一个故事”。毛星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观念影响了当时年轻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孙剑冰、刘超、陶阳、杨亮才等都进行了论述[26]，对于毛星调查研究思想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是陶阳，他认为“跟随毛星同志三个月的调查采录，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从毛星同志的教诲与实践中，学到调查采录经验有如下几点：(一)要到无人曾经调查采录过的地方去，要到边远地区去，那样，总会有新的发现。(二)调查采录要三勤，即腿勤(多走路)、嘴勤(多问)、手勤(多记);而且要真正做到“有闻必录”。(三)要注意看当地的县志、风俗志，将书面的历史与风俗跟田野作业结合起来，那样，就可避免盲目性，掌握主动。(四)记录民歌、故事及其他作品时，要做到忠实记录，要存真，要保持讲唱者的语言特色、叙述方式及其艺术风格。[27] 贾芝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系统地发表了对“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看法和观点。这一时期关于讨论的文章结集而成《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和《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三辑(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编1963年2月)，后来讨论持续发展，延伸到了近现代革命题材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问题领域。1963年，《民间文学》和《奔流》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张士杰谈义和团故事搜集整理和创作的经验(《民间文学》1963年第1、2期)，陈玮君的《必须跃进一步》(《民间文学》1963年第3期)，李纉绪和谢德风关于《游悲》整理的讨论(前者见《民间文学》1963年第2期;后者见第6期)，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张士杰关于义和团故事的整理与创作之谈论。张士杰谈论了他对民间故事范围的新的认识，放弃了过去狭隘的传统观，以及他搜集和整理、创作义和团革命故事的开端、过程与方法，“若是故事内容好，讲得也生动，那就按着原讲述的去写;若是故事内容好，讲得差，那就要进行加工;若是故事内容好，听到的却不全，那就再深入搜集，并不急于写它，直到我认为‘可以了’，再去写它;若是故事内容还好，只是其中有糟粕，或者精华不突出，那就要进行删除或削弱与突出描写;若是故事内容不好，讲得却很生动，这我也听一听，却不去写它，只留做参考研究。”[28]可见他对民间文学做了民众读本与科学研究的区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于1963年邀请河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吉林6个省的搜集研究者，就此举行了一次座谈讨论，各省参加者不仅有经验总结发言，还各自都提供了若干传说故事的记录稿和整理稿，以供研究讨论。这次座谈会上提供的文章和记录或整理稿，汇编为《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的第6辑(1963年8月)和第7辑(1963年9月)两辑。 可见，这一时期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支持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成为民间文艺学发展的重要部分，得到长足发展。它的发展不仅是民间文艺学学科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推动了民间文学理论层面与资料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