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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是一种文化担当 ——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 原编者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一部部经典作品让“商务印书馆”这个名字及其“翻开的书”的标志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扎下了根。抱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一个文化企业昌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我和你一样，也是从小用商务印书馆的字典长大的。”46岁的于殿利比我想象中亲和而健谈，谈吐中透着学者的儒雅。一见面，于殿利急忙让座，话题自然从自己与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结缘谈起。 1985年，攻读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古代史专业的于殿利确定了外国古文字研究方向，专攻亚述学的楔形文字，在此过程中，拉丁语选修课的学习经历为他开启了商务人生的大门。 “我所钟情的学术与这里的学术出版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于殿利的笑容难掩内心的幸福。那时，志愿做图书编辑的他没有想到，迈入学术出版领域的自己正一步步开始学者型管理者生涯。7年半的编辑工作经历之后，于殿利在1997年被调到商务发行部做主任，他用当下流行词汇“纠结”形容当时的心情。此时，他的博士导师刘家和先生的一句“出将入相，做一个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经营管理者，向张元济先生学习”给了他极大的鼓舞。而5年后的副总经理职位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经营管理工作。谈到如何实现学术与管理的统一，他认为，所有的学科研究都是人类文明史的延继，只是学科的细分各有不同，“把发行当做另一种学问来做，减少了阅读文献的时间，但读的是社会这本大书。” “文化担当”是首位 “文化担当”，这是学者型管理者于殿利对商务学术出版的精炼概括。 自1897年创立起，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使命的商务就同时开始了教材和学术出版。一批有识之士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进行反思，由商务翻译的《天演论》、《法意》（后译作《论法的精神》）等介绍西方先进思想的名著开始在中国传播。如今，距离1905年“少年”商务将严复所译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变成铅字出版，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 “百年商务自创立之日起就把使命感和责任感放在了首位，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文化担当。”于殿利坚毅的眼神表达出对学术出版的责任和坚持。在他看来，在任何历史阶段，中国要获得发展都需要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而学术出版物所承载和传播的思想改变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随着出版技术的日益革新，商务在履行学术出版的文化担当中开始积极迎战数字出版的机遇与挑战。近年来，商务数字出版的发展目标瞄准了各个终端的工具书，如线上图书等。业内专家纷纷指出，今后纸质学术读物的出版会有较大的收缩。尽管如此，在于殿利看来，出版业仍然是前途光明的朝阳产业，“学术出版的光明未来源于人对文化知识和精神享受的渴求。”介质和材质的变化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变化，也恰恰反映了时代和读者对文化知识的新的需要。 “假如适应不了新需要，那么被淘汰的不是出版业，而是保守、顽固的出版人，取而代之的是懂得先进出版理念和出版技术的新一代出版人。”处在时代浪尖上的商务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未来十年，“将是商务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迈进的关键十年。”于殿利说。  经济价值和学术价值统一于学术出版物的生命周期 2008年，国际学术出版巨头爱思唯尔在中国市场的涨价政策曾在中国出版界、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近年来国内外围绕学术出版应该“公益”还是“赢利”的争议不断。有人将学术出版的商业意义解释为：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免费入场观看，提高学术出版物的定价是必需的。对此，于殿利认为，由于学术出版物内容的学术价值和创新价值，“实际上，定价永远都体现不出作者和编辑的精神价值。国外学术出版物的定价遵循成本和经济规律，维持在高位。”而由于目标读者以收入较低的学生及研究人员为主，国内学术出版物定价更加人性化。于殿利说，图书对很多人来说不是生活必须品，中国的学术出版必须遵循国情适当将价位调低。随着国内出版市场的逐渐成熟，中国的学术出版最终将走上遵循经济规律的发展道路。 从目前的学术出版来看，有效品种的积累和重印率足以给出版社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谈及此处，于殿利眉头微锁，其字句强调学术出版物的内在价值和生命周期，“在中国，一百年的企业并不多见，而一百年的产品至今仍然发挥实用价值而没有束之高阁变成‘文物’的更是少之又少。一本书可以卖几十年，带来的价值是对社会的长期回报，也为企业积累了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者拒绝学术泡沫，编辑守住职业道德、培养长远的目光，如此才能将文化精髓广为传播，并在此过程中树立出版社的品牌。 真正的文化大繁荣是百姓层面上的 中国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图书出版这一媒介。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由此引发了出版界和学术界对于如何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热烈讨论。于殿利表示，这样的历史召唤与商务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思路高度一致。 未来，商务将一方面做传世影响的大工程和大项目，如译介出版西方的思想著述和有历史影响的大家的思想传记、全集，出版传统的大型古籍、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以及继续做好举全国学术界和翻译界之力量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等。 另一方面，商务将继续扩大文化的普及程度，在语言方式上做到“最最高端和最最普及”。他认为，真正的文化大繁荣是百姓层面而不仅仅是少数专家、学者层面上的。只有将学术出版物的高端知识通俗易懂地传播给公众，做到大俗和大雅两个极致，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才能真正实现出版业传播和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