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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柔弱而坚韧的乡村——谈《漫水》 记得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一位犯了错误的干部下放到我村改造，有个村妇愤怒地指着这位干部斥骂：你这个鸡窝鸡窝分子！她要斥骂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她因为没有文化讲不清这几个字。一个连人家罪名都讲不清楚的妇人，内心莫名其妙地就充满愤怒。 我奶奶也没有文化，她听广播里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说：还好？天天打打杀杀还讲就是好？村里人听着就开她的玩笑：你讲这个话，要把你绹起来！我奶奶把手往后面背着讲：你来绹呀！你来绹呀！ 村里祠堂原先立有一碑，其上刻云：“国家之强弱，关乎国民识字之多寡，是故有识之士莫不以广兴学校普及教育为目前救国之急务。稽其所入学者，类为有产之家，贫困优秀之子弟，每苦于求学无门。禹夫怵然忧之！窃以为教育贵在普及……禹夫并拟加筹资金，永久附设民众夜校，使乡中年长失学者均能入学光大。乡中多一读书识字之人，即社会多一安分守己之人，亦国家多一健全良好之国民，岂止儿童哉！” 这块碑立于“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此碑后来沦为水渠砌石40多载，前几年才被取出重新立在村小学。碑文中的“禹夫”家就是当时村里最有钱的人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论来了什么运动，禹夫都要被拉上台去批斗，逼他交出子虚乌有的变天账。1969年初夏，禹夫不堪凌辱自杀。 那个叫人家鸡窝鸡窝分子的妇人，一直被邻里们当作笑话讲了几十年；我奶奶讲了当时看来非常反动的话，也没有人真把她绹起来批斗；禹夫死后很多老人私下讲他其实是个大好人，年轻时做过很多行善积德的事。乡村自有乡村的伦理尺度，也自有乡村的是非标准。过去60多年的社会革新、嬗变或动荡，无时无刻不在动摇和侵蚀着传统的乡村文明，而传统的乡村文明却又无声无息地疗救着乡下人心灵的创伤。如果没有乡村传统文明的抵御和缓冲，过去几十年发生在中国乡村的人性灾难会更加深重。 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漫水》记录的就是我对乡村生活的记忆。我出生的村庄如同我在中篇小说《漫水》里写的，团簇在田野的中央，紧临溆水河畔。我在村里生活了19年，直到考上大学离开。我人生中最原初的、也最深刻的记忆就留在那里，那里也是我永远的乡愁。《漫水》这个中篇小说，就是我对家乡的诗意叙述。家乡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都成为我刻意追求的审美意境。我有意淡化情节的因果连贯，尽量以一种从容、平淡的方式还原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以淡墨写人物，追求细节的丰满逼真和意境的简约空灵。《漫水》中的余公公和慧娘娘这两个人物，我尽量把他们写得温厚、朴拙而有深蕴，我用心中最柔软的那支笔来写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意，那种情意有乡村中聪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有男人和女人间相互怜惜的亲情，那是两个都懂得美、追求美的人之间的默契。他们是乡村文明的传承者和守护者，他们身上体现了我的乡村理想和审美追求。当然，我写《漫水》，不可能完全把它写成乌托邦，社会历史的暴力性揳入给乡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带来的或显或隐的改变，乡村残存的诗意文明的凋敝和式微，也成为《漫水》这一小说里的另一种声音。而且越到小说后段，这种隐隐的忧患和恐惧的声音越来越明显，最终不可挽回地成了一首悲歌，只是这首悲歌哀而不伤，没有纵横的泪水，只有含泪的悲凉。 《漫水》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一共收录我7篇乡村题材小说。其中，《雾失故园》和《冬日美丽》写于1996年，《也算爱情》写于1997年，《我的堂兄》写于2007年，《桂爷》和《乡村典故》写于2008年，《漫水》写于2012年。7篇小说反映的乡村生活，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这几十年，中国乡村有些方面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有些方面却又是停滞的、板结的。乡村传统的宗法伦理被粗暴改变，扭曲了乡村人物的命运。我也许只能叹息乡村诗意的溃散，目送它渐行渐远的背影。如今回到故乡，看到乡亲们都住着新盖的房子，乡亲们仍依家谱辈分起着名字，然而他们中间再也没有余公公和慧娘娘了。 （王跃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