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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者：龚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曾在今年的“中国服装论坛”上讲：“时至今日，欧风东渐，中国人早已尽弃传统服装而改穿洋服了，时尚界更是唯欧美马首是瞻。把衣服当作身体的延伸，或以衣服创造出身材假象的观念亦早已‘全球化’，中国这种真正的服装文明观却乏人闻问。”我注意到您在公开场合总是身穿中式服装，这里面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答者：没什么特别大的象征意义。一来因为我喜欢，以前读书时常常穿着它。我来大陆时还带了长衫，但是没有机会穿。在台湾有很多人都穿中式服装，非常正常，在学界则更是普遍。二来因为方便。从前我做校长时常常要出去访问，带西装很麻烦，出去一趟至少要带两套，再加上领带、衬衫，觉得挺麻烦的。而中式服装很简便，任何场合都可以穿。因为容易辨识，很自然就有了文化象征意义。 问者：您的人生经历很有传奇色彩，曾有文章说是“从不良少年到大学校长”，您能讲讲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以及其中的故事吗？ 答者：转变的原因首先是环境。上大学前功课不好，家人都觉得头痛，是因为我对这样的教育体制不适应。并不是我个性坏，而是体制坏。我在中学时功课不好，但在大学如鱼得水，主要是因为体制不同。我的经历有个启示性意义：很多家长担心小孩不学好，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从小就施以各种压力，学很多东西，反而把孩子的兴趣搞坏了，把读书看作敲门砖，很少有人真正养成读书的习惯和阅读的乐趣。我从小是一个“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人，对这样的教育体制是不认同的。进了大学之后可以随性地读书，得到了很好的空间。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被扼杀在体制下，其实是挺偶然的。当然我的顽强也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很多老师欣赏我、鼓励我。我考大学那年是第一次由人工阅卷改为电脑阅卷，全是选择题，很多好学生没有考上，而我是我们班唯一考上的，算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大学时很感慨，当年很多同学都没考上，所以我要好好读书。 在这个过程中，立志是非常重要的。我上大学后从外文系转到中文系，从大一开始，每年都给自己制定读书和研究的计划。大一时把学校图书馆所有跟《庄子》有关的书统统借来，又把市面上能买到的《庄子》都找来看，然后自己注《庄子》，注了几十万字，把版本、文字等基本都弄通了。大二做谢朓诗研究，大三做先秦诸子，大四做晚清诗。每年自己都有计划，自己找书、想问题、做研究。累积到现在三四十年了。所以大学阶段其实可以读很多很多书，想很多很多问题。老师多是引导者和印证者，不能过分依赖老师。 我小时候启蒙很早，有点小聪明，小学一年级读完后跳了三年级。老师还专门教我读《四书》，单独给我一些功课，包括寒暑假。我小学五六年级去书店买《易经》，店员都不卖给我，说我看不懂，其实我早就看过了。但那时候读书是为了好玩，并没有想到做研究、探索问题。那时候有时间就打架去了。真正的研究是在大学以后。 问者：作为一位生长在台湾的学者，在您眼中，台湾的国文教育与大陆有什么不同？ 答者：台湾的中小学、大学与大陆都不太一样。台湾中小学教育中传统文化的成分比大陆多很多。譬如中学时文言文在课本中高达百分之六七十，这还不算诗歌和《红楼梦》《水浒传》之类的白话小说。后来改革后文言文也还占百分之四五十。另外还有一些文字学的课。中小学生都有读《论语》的课，高中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其中包括《四书》，只删掉了《论语·乡党》这样关于孔子饮食起居等的一小部分。到了大学中文系，更是与大陆有体制上的不同。台湾的中文系实际上等于国学系，像义理、辞章、考据的课都有。大陆这边“义理”基本上放到哲学系去了，而台湾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大都在中文系而不是哲学系。我们的义理课包括经学、诸子。经学的课比较重，除了《群经大义》这样的通论以外，像《尚书》《礼记》《左传》《诗经》《易经》等都开课。中国文学史、思想史都是必修两年。在小学方面，大一有国学概论，大二文字学，大三声韵学，大四训诂学，统统必修，再加上文法、修辞、版本等。辞章部分，历代文选也是修两年，从上古至少讲到唐宋。还有诗选、词选、曲选课。与大陆不同的是，这些课都带有习作，要求学生进行创作。比方讲《昭明文选》，学生就练习作骈文；讲诗选，学生要作诗，老师负责批改。词选、曲选也是如此。 问者：您曾主编过《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还著有《国学入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些年大陆兴起的“国学热”？ 答者：我认为近年的“国学热”是一个从下而上的运动，说明现在人们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大肆批判的缺失，想要开始补课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许多大学纷纷开办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国学班、国学营；社会上各类国学讲习机构与活动，更是不计其数；还有不少家长送孩子去“少儿国学班”读经。不过当前的国学教育大多没有教材，只好翻印八十年前梁启超、钱穆，或三十年前台湾杜松柏、朱维焕诸先生之作以应时需。这反映了大家普遍感觉需要补课，但对于国学究竟是什么，很多人尚无概念。这也是我写《国学入门》的原因之一。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说这些年大陆看似出现了“国学热”，但这种“热”是相对过去的长时间冷寂而言的，与英语教育仍然没法比，只能算是小规模的“热”，而且里面恐怕还有大量炒作成分，其未来是值得忧虑的。我担心这突然的一阵“热”过，大家又会感到厌倦，毕竟“时尚”总是变化的。谈到中小学生读经，其实这在台湾非常普遍，基本上每一所小学都会有传统文化的经典教育。在我看来，首先，读经不能单搞成课外活动，或者“营养学分”之类。应该写入教材，当作必修课。其次，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陶冶，是长期的过程，不宜才艺化。如同有些家长让孩子从小学钢琴，学美术，学了就开始表演，完全把它当成一种技艺而不是艺术。等孩子上了学，又叫孩子不要心有旁骛，只要好好读书就行，结果这个才艺还是荒废了。等孩子上大学后回想，当初才艺化的学习并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读经如果弄成这样，是毫无意义的。 问者：您在中国古代文学、文论、哲学、宗教等方面均有学术著作，治学范围之广在当今学界罕有匹及。请问您是如何处理“博”与“精”的关系的？ 答者：其实我能做到这样并没有什么奇怪，或者说我本来就是如此。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不是因为我怪，而是你们怪。博与精根本就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像我初中的时候是一个不良少年，混帮派，打架。自己个子不高，又想打赢比较高的同学，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去学武术。但是我不学习招式，我钻研各种拳术的创拳道理，因为只要掌握了这个，就可以在打斗的一开始就掌握对方的所有招式，招式千变万化也还是从创拳之理而来。当时我买了很多刀经拳谱，凡是市面上能找到的刀经拳谱我都逐一看过，很快就发现各家的说法有不少差别，于是开始考辨发明。为了了解古代的侠客和武艺，以及历史上的各种武术门派，我还读了很多武侠小说，以及中国的帮会史、秘密社会史等。你看，这样学武就和文学、历史结合起来了。 后来我发现学武的人还得会点中医，一是打架斗殴难免受伤，不会自己疗伤可不成；二是要打穴位，点穴在打斗是真管用的。打中重要的穴位就会影响气血流动，使对手无法运气动作。当然中医上的穴位和武打中的穴位还有一些不同，因为点穴主要是点大穴、要穴，而小穴在搏击中不容易打准。在学习中医时，又不免要学习《易经》。而了解历史上的各帮会流派，又不能不涉及宗教。许多秘密社会都有宗教背景，而少林、武当这样的武术门派也是离不开宗教的。于是从学武开始，我把历史、文学、中医、哲学、宗教等都拿来学。 所以我觉得博与精的问题其实不是个问题。要精必然要博，不博采众长，便不可能精通其中一隅。比如研究袁中郎，却不懂他写的《西方合论》，这就是不懂佛学的缘故。《西方合论》是收在《大藏经》里的。同样，不懂道教却去谈李白，也是不可能谈好的，因为他无法讨论李白的道教背景。现在搞鲁迅研究的人那么多，都是拿着鲁迅的几篇小说和杂文反复谈，这样能读懂鲁迅吗？鲁迅写有不少旧诗，应该如何评价？这就需要了解中国古代的诗歌史。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有很深的研究，还很关注版画、石刻等，这又牵涉到小说史、美术史乃至金石学的问题。此外，鲁迅还有日本文学的背景。而现在许多人把鲁迅研究只局限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这是不对的。你研究鲁迅，而鲁迅读过的书你大都没有读，鲁迅关注的问题你也不懂，怎么可能研究好鲁迅呢？所以没有“博”的背景，做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精”。 问者：您曾经举办过名为“文人书法”的书法作品展，我在您的博客上也欣赏到了您的书法，请问您提倡“文人书法”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在这个电脑打字盛行的时代，您认为学习书法的意义何在呢？ 答者：林语堂在《吾国吾民》里曾言：“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以基本的美感，中国人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要领。因此，若不懂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艺术。”“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看见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宗白华也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说道：“中国音乐衰弱，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这都是对书法艺术的赞歌。而书法艺术，真是怎么赞颂也不过分的。可惜这门艺术现在颇为衰微。外国人对中国艺术的审美品位，基本上局限于器物工艺层次。而国人对书法艺术，也因为毛笔退出实用领域、古典文化氛围消失、审美趣味变化等因素而渐渐疏离了。当然现在还有不少人在练习书法，或者以书法名家，但即使戮力钻研笔法，各体皆工，能自己作诗写文的也非常罕见，甚至在抄古人诗文时也是错字连篇。诗文既非所长，文人气自然也就难得具备。古人批评专业书人画匠时所指摘的毛病，如“本色之弊，易流俚腐”“腔或近乎打油”“气韵索然”等，倒是极为普遍。这是因为他们把书法单纯当做一门技术来学，而书法其实是文字的艺术，不是线条或墨块。正如雕塑与建筑不能说是水泥土浆或钢片的艺术。另一方面，现代艺术式的实验书法不仅脱离了文人传统，也试着脱离文字，以线条、色块、造型、创意为说。其颠覆的不只是文人书法，更是书法的本质。这样的作品是否还能称为书法，实在是大有疑问的。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中，救弊之道理应是提倡文人书法。 至于电脑打字的问题，我认为它无法取代书法的地位，因为书法从一开始就不是实用的，而是一门艺术。比如草书就有许多人不认识，不可能实用。在大家的想象中，写草书应该非常快，但张芝曾有“匆匆不暇草书”的说法，表明草书写起来速度并不快。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大凡实用性强的技术，很难与艺术性结合得好，比如烹饪和服装。其实在我们那里，许多大学老师都会吟诗作赋，会书法，大家也没觉得练书法是一件难事。我是上小学以前就开始练了。那时我父亲卖面，我就跟着他到街上去，在他的小摊旁边临帖、描红，有时还给他帮帮忙。晚上回去了我父亲会给我批改，说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不好。上小学以后老师知道我书法写得好，就让我天天写，给学校得了很多奖。初中时我被小学那种为得奖而写书法的事弄伤了，反而很长时间不写，后来上大学了才又继续开始写。 问者：您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书到玩时方恨少》，能谈谈您对旅游的看法，以及旅游对您的意义吗？ 答者：我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是《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台湾学术丛书”里，由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协助。我在书中讨论了“游”的观念，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式说明“游”的观念是从什么具体生活场域中生长出来，又是如何与具体的人文活动相关。在我的描述中，游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客观的思辨物，它体现于游戏、游旅、游艺、游心、游观、游仙、游学等活动中，也与社会上的游民、游士、游侠、游氓、游倡等人士相关。这样的描述与一般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印象颇为不同。过去我们喜欢把中国描绘成一座黏着乡土的大农庄，人与人关系凝定，勤俭劳作，安土重迁。可是我们忘了我们有逍遥游的精神，也有四海为家、悠游槃乐的一面。中国古代也不是一个凝固稳定的乡土社会，而是充满了各类游人流民以及游的活动的世界。我的人格与精神状态本近于游者。前面说过，《庄子·逍遥游》一文正是我治学的开始。即使我没有身在旅游的路上，我的精神也一直处于漫游的状态，所以我每时每地都是“游心”者。 我的旅游经历非常多，难以一一陈述。王闿运有联云：“三辅川原常在眼，九州人物最关心”，说的大概就是我这种人了。我不爱去看单纯的自然山水，比如张家界、桂林这类地方。很多人喜欢寻幽探险，或者躺在海滩上晒太阳，可是我从来不去。我关注的是人文的、历史的旅游，所以常有“书到玩时方恨少”之叹。但正如开卷虽然有益，毕竟仍有不少人读了等于没读。旅行也一样。一只鸭子去环游世界，回来还是一只鸭子，不会增益什么。如今台湾游大陆的人每年有数百万，但如果不懂宗教史、美术史、建筑史以及音乐史，到底要去看什么呢？我见过太多对佛教、道教毫无基本常识，而去游天台、普陀、云冈、敦煌；没听过燕王黄金台、燕太子丹的故事，不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邯郸学步成语，而去游燕赵；不知唐宋朝代先后，不懂官制仪注而游洛阳西安的人。这些人平时缺少文化涵养，到旅游地后又不虚心，不知“书到玩时方恨少”，东摸摸，西看看，任凭导游哄弄，与牧人放牧的羊群无异。而那些跑来跑去的羊，你能说他们是旅行家吗？ 问者：您能在读书方法上给现在的中学生一些建议吗？ 答者：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也不喜欢给中学生开必读书目，之前各种必读书目已经开得太多了。我的观点是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一直追索、钻研下去，弄懂弄透。如果你喜欢音乐，你可以去了解音乐史，各种乐器的起源、构造、演变。如果你喜欢赛车，你也可以去考察赛车的演变史，还有各种车辆的设计、形态，像涡轮、排量、离合器、刹车系统等，里面都有很大的学问。这样由点及面，读书的兴趣大了，范围也广了。 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我和当代学界绝大多数人不同。我注重经世致用，由历史通往当下。我对现代性持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关注过去是为了借鉴古代的资源，着眼点还是现实和未来。如果单纯为了解古人怎样吃饭、怎样穿衣而做研究，对现在又有什么帮助呢？ 【作者简介】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颖，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2008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