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奋人心的业余生活
    联大学子的丰富业余生活，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也促进他们精神的成长，很多学子能够在战火中体味学习来之不易，因此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学习和研究。
    联大学子的业余生活可谓丰富多彩。《联大八年》记录了联大学子当助教、做兼差、办社团、从军等各种生活片段。随着战时物价飞涨，联大学子不得不出去兼差以弥补生活费的不足，据不完全统计，有一半以上的学子在外面兼差，有当教员和家庭教师的，有在金店当师爷的，有做邮务员的，有在政府里当秘书的，有做翻译的……他们进入了各个阶层，担当起形形色色的职务。
    刘离做过油漆汽车牌照的事、兼课教员、报馆编辑等工作。木水公当过六七年的老邮工。胡益则在大街上卖报，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有一位阔太太因为怜悯胡益，便塞给他一张两千元的票子。结果，胡益追上去，将多余的钱还给了阔太太。可见，胡益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难而丢掉良知的底线，令人赞赏。
    王宗周在《从军生活》中回忆了他在军营里的生活。联大有不少学子从军入营，都做了二○七师炮一营补给连的兵。诚然，从军非常辛苦。他们随军到印度作战，这期间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印度人民的穷苦，而这些学子也吃了不少苦头。刘离在《从军苦》一诗中写道：“当兵苦，/有话说不出，/眼泪只好向肚子里面流。”如果说从军做的是士兵的体力活，那当翻译官则是脑力活，而且待遇比较高。联大为应急战时的需要，开设了译训班，在大四的学生当中征调翻译官，先后有500多人充当随军翻译官。
    由于联大学子在外兼差赚得了一些钱，生活有了很大改观，有些人就租房过生活。当然，他们也有娱乐生活，比如玩桥牌、看电影、听音乐、闲聊……这些都是他们最普通的娱乐。据走幸田回忆，联大学子欣赏到了不少的国外优秀电影，也欣赏到了一流电影明星的表演。这些娱乐生活，无疑充实了他们的业余生活，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联大学子因为深陷苦闷、彷徨和享乐，一时走向人生的低潮。据联大资料室回忆：“三十年春天以后，同学大都消沉下来，少数人埋头于功课，其余的闲极无聊，整天坐茶馆打桥牌。跳舞也时兴起来了……这是联大同学在生活情绪上的低潮时期，在学习上，也缺少以前的紧张蓬勃的气概。”这样的情绪波动也是年轻学子的人生特征，多数学子依然在困境中昂首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