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局部） 记者 贾恒 田明摄
    
    容城南阳遗址出土的燕国铜壶
    
    容城南阳遗址出土的燕国铜鼎
    
    徐水南庄头遗址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现存最大的常年积水湖泊，也是北方著名的水乡旅游区。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著名作家孙犁的《荷花淀》，奠定了当代文坛“荷花淀派”的基础。《新儿女英雄传》《小兵张嘎》《雁翎队》等优秀文学作品，更给白洋淀染上了浓郁的传奇色彩。在全民旅游与电子信息时代之前，白洋淀早已闻名遐迩。地处太行山东麓走廊北部的白洋淀地区，是中原与北方两大古文化区交流沟通途径中的重要中间节点，自史前以来两种文化时常在这一地带发生迎面接触，绘就了白洋淀地区历史文化属性的兼容性色彩。在悠久历史文脉的传承与积淀下，白洋淀优美的水乡环境焕发出更加迷人的人文光彩。
    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白洋淀地区古文化发展的第一篇章。在这初始的章节里，奠定了白洋淀地区古文化发展的基调与趋势。涵盖四方文化的兼容与凝聚特性，使得白洋淀地区成为史前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地域中心。
    秀美的水域环境使白洋淀被赞誉为“华北明珠”，它的形成与变迁既是大自然的天造，也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晶。白洋淀的湖沼环境孕育发展了独特的北方平原水域特色文化，自古以来的发展与积淀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区。从距今一万余年的史前新石器时代起始，直至今日，白洋淀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传承轨迹清晰，文化地域特征独特鲜明，成为构成北方历史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
    白洋淀地区的概念首先来自于地理学领域的白洋淀流域，包括汇流形成白洋淀水域的数支河流水系区域，范围大致即今天保定市的全部行政区域，以及任丘市一带。但平常所说的白洋淀地区，主要是指环白洋淀水域周围的平原地区，涉及雄县、安新、容城、徐水和任丘等区域。
    白洋淀地区西望太行山脉，东临古黄河，自然条件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孕育发展了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白洋淀地区是河北古文化遗存分布最密集的文化区之一，已发现的史前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八个连续发展的阶段：
    距今约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最早期，代表遗址徐水南庄头。发现早期陶器，对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生存方式、陶器起源以及当时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距今约8500—7000年前，代表遗址有容城上坡遗址一期、安新梁庄遗址下层等。典型文物有石磨盘、石磨棒、装饰几何形纹饰的陶直腹盆和支脚等。此类遗存属北福地一期文化系统，同时与磁山文化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时代亦应大致相当。
    距今约7000—6700年前，前仰韶时代文化，代表遗址有安新留村遗址下层和容城北城遗址。典型文物有陶釜和陶支脚，其次有钵、壶、盆、罐等。该类遗存早于后岗一期文化，略晚于北福地一期文化，属于一处前仰韶时代文化遗存，可称其为北福地二期文化。
    距今约6700—6000年前，仰韶时代早期文化，代表遗址有安新留村遗址上层。典型陶器有红陶钵、盆、壶、罐、鼎等。文化性质属后岗一期文化。
    距今约6000—5500年前，仰韶时代中期文化，代表遗址任丘三各庄遗址。典型文物为彩陶钵、盆等，多饰红褐彩，图案有弧形三角、圆点等。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有不少相似之处，年代亦应大体相当。
    距今约5500—5000年前，仰韶时代晚期文化，代表遗址有容城午方遗址一期。典型陶器为筒形罐和彩陶，以红彩为主，图案常见条带纹、三角形纹、网纹和斜条纹等。彩陶与大司空类型文化有些相似，年代也大致相当。
    距今约5000—4600年前，仰韶时代末期文化，代表遗址有容城上坡遗址二期、徐水瀑河遗址等。典型文物有红褐陶罐、盆和泥质褐陶钵，有少量彩陶等。属仰韶末期向龙山时代过渡文化遗存，文化性质基本属于雪山一期文化。
    距今约4600—4000年前，龙山时代文化，代表遗址有容城河西遗址，安新申明亭遗址、涞城遗址，任丘哑叭庄遗址一期等。陶器群以灰陶和黑陶为主，流行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器形以各式的瓮、罐类平底器为主。与冀南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存有不少相似之处，时代亦大体一致，属于后岗二期文化。
    上述八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代表了白洋淀地区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八个阶段。这一考古编年体系基本上是连续的，成为研究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标尺，反映着白洋淀地区史前古文化传承的发展轨迹。
    徐水南庄头遗址是本地新石器文化的起步，也是白洋淀地区历史文化的源头。容城上坡遗址一期文化不仅是太行山东麓史前文化的第一个高峰，也是白洋淀地区古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安新留村遗址下层和容城北城遗址，是后岗一期文化的直接前身，因此成为太行山东麓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性文化，这是白洋淀地区古文化发展的第二个兴盛期。容城午方遗址，以风格独特的彩陶闻名。以任丘哑叭庄遗址一期为代表的龙山时代遗存，与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基本相似，应同属华北平原地区龙山文化体系。
    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白洋淀地区古文化发展的第一篇章。在这初始的章节里，奠定了白洋淀地区古文化发展的基调与趋势，其主要特性即文化发展具有四方兼容性，尤其在反映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方面更加突出。正是涵盖四方文化的兼容与凝聚，使得白洋淀地区成为史前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地域中心。这个中心南连中原、北接草原，西通高原、东望大海，因而是中国史前文化发展体系中的重要节点之一。
    自然地理意义的白洋淀区域孕育并影响着人文地理意义的白洋淀文化，在不同区域文化的碰撞、对峙、交锋、融合等背景下，导致白洋淀地区的历史文化属性常常具有兼容性色彩，其历史遗存真切讲述着这片土地的发展、变迁与融合。
    距今约4000—2770年前的夏商西周时期，华夏三代王朝鼎盛于中原腹地，其灿烂文化影响波及四方。地处古黄河下游的白洋淀地区介于中原华夏与北方戎狄之间，属于中原王朝的北疆。因此，夏、商、周三代王朝积极向北扩张，着力对白洋淀地区进行有力经营，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北方边疆的围护屏障。随着朝代更迭，东周时期的白洋淀地区，一方面是燕国与赵国、齐国之间的沟通桥梁，另一方面又是双方争霸战争的前沿防线。
    夏代，中原王朝的北疆界线正积极向北推进，已经接近白洋淀地区的南缘。夏代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比较丰富，主要遗址有安新辛庄克遗址一期，容城上坡遗址三期、白龙遗址、午方遗址，任丘哑叭庄遗址二期等。典型陶器群为灰陶绳纹高领鬲、甗、盆和豆等。文化面貌介于中原先商文化与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但独具个性，是南北两个文化系统交接地带的特殊文化，被称之为“下岳各庄文化”。这是白洋淀地区独特的本地文化，但属于中原文化的联盟圈，是中原王朝向北方扩张的同盟文化。
    商代，中原商王朝的北疆界线已经推进到白洋淀地区，并逐渐把北方文化排挤出这一地区。商代时期的文化遗存比较复杂，至少包含两个文化系统：其一，属于中原商文化体系的有容城上坡遗址四期、任丘哑叭庄遗址三期等，年代集中于商代晚期。典型陶器与殷墟遗存基本相似，主要有绳纹袋足鬲、簋、盆、瓮等。文化性质与殷墟文化同属于一个体系，但包含有某些北方文化的因素，如上坡遗址四期发现的绳纹花边鬲等。其二，属于北方文化系统的主要遗址有安新辛庄克遗址二期，典型陶器有绳纹袋足高领花边鬲、大口盆等，文化性质属于北方系统的围坊三期文化。
    西周时期，中原周王朝的北疆已经北进到燕山脚下，白洋淀地区则发展成为北疆的后方地带。西周初立，即分封燕国经营北方，因此燕国成为周王朝的北方屏障。然而，关于西周之燕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燕都之外的考古遗存也寥若晨星。白洋淀地区西周时期的遗址发现很少，主要遗址有任丘哑叭庄遗址四期等，出土陶器有绳纹袋足鬲、罐等，文化性质属于中原西周文化。
    夏、商、西周三代向北方积极拓展，其北疆界线渐次北进的轨迹，清晰地反映在白洋淀地区三代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及面貌上，突出特色是较史前时期呈现出更多的南北流向特征：或属于中原文化系统而含有较多北方因素，或属于北方文化系统而包含某些中原因素，或介于中原与北方之间而自成独特一系。这与中原繁盛的夏、商、西周王朝具有强烈的文化凝聚与辐射作用有关。中原文化向北方的推进与传播主要是通过太行山东麓走廊进行的，而白洋淀地区恰好在这条走廊北端的门廊地带，南北两支系统的文化在此碰撞、对峙与融合，不仅形成独具地方色彩的走廊文化，而且对中原三代文化的发展与丰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白洋淀地区在三代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区域位置，使之不仅成为中原王朝的北疆屏障，而且还是夏、商、西周文化与北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中介。
    进入东周，燕国之迹屡见于史，考古学遗存也丰富多彩。据史载，春秋初期燕桓侯迁都临易，战国时又在易水北岸修建武阳城，即著名的燕下都遗址。战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燕国的南疆以易水为境，白洋淀地区正处于燕国的南境地带，同时又是临近都城临易与燕下都的王畿地区。
    春秋时期的燕国遗存发现的较少，主要有容城南阳遗址一期、徐水大马各庄墓地等。典型陶器有柱足鬲、袋足鬲、罐等。战国时期的燕国遗存较为丰富，主要有：容城南阳遗址二期、安新北刘庄遗址、徐水遂城遗址、任丘哑叭庄遗址五期等，典型陶器有绳纹筒形釜、罐、豆等。
    南阳遗址面积巨大，现存有多处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遗迹，四周城墙遗迹也存有线索可寻。曾发现随葬有青铜礼器和陶器的墓葬，出土铜鼎、壶、戈等，其中有铭文“燕王职戈”“西宫”等，一些陶器上有戳印的“易市”字样。种种线索表明，南阳遗址很有可能即战国时期的易，亦即春秋初期燕桓侯所迁都的临易。
    战国时期，燕国南境的另一个著名标志就是沿易水修建的燕南长城。燕国的北长城主要防御东胡与山戎等北方部族，而南长城则主要是面对赵与齐。考古发现的燕南长城遗迹，西起易县太行山下，向东蜿蜒经徐水、容城、安新、雄县、文安等区域，直至大城，总长近260公里。这条长城不仅是燕国的南境线，同时也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更是燕、赵两支重要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地带。
    东周燕国文化的构成以中原和燕国本地成分为主体，同时含有一些北方文化因素。易水及长城、易都与下都武阳等，共同构成了东周时燕国的南境文化。白洋淀地区战国时期的燕国南境文化，不仅包含赵、齐等中原诸侯国的同质文化渊源，同时也夹杂某些北方戎狄部族的文化因素，但同时更具有春秋以来燕国文化的本地特色。东周时期的白洋淀地区，一方面是燕国与赵国、齐国之间的沟通桥梁，另一方面又是争霸战争的前沿防线。
    随着历史朝代的更迭，白洋淀地区归属权数易，融合与拒绝、兼容与相持，在历史文化的交错中，白洋淀地区万年以来的古文化发展连绵不绝，轨迹清晰。
    秦至唐代，白洋淀地区发现的考古遗存数量虽然有限，但文化延续的传统特征依然保持，既有中原王朝一统文化的鲜明共性，又或多或少包含着一些地域文化尤其是北方文化的因素。
    秦统一六国，广置郡县，白洋淀地区属广阳郡易县。西汉时置幽州刺史部，白洋淀地区分属容城县与易县。东汉时该地域又归冀州刺史部。自此直至北朝，该地处于幽州冀州之间的边际区域，或冀州或幽州或分而属之。幽冀虽是行政分区，但其中先秦燕赵边际的历史痕迹依然可寻。隋代，白洋淀地区处于涿、上谷、河间三郡之间的边缘地带。唐代，归属河北道之幽州与易州，位居二州南境一带。秦代以来的行政建制，虽为皇权专制人为设置，但上古以来历史积淀的影子或隐或现，处于南北文化接壤地带的白洋淀地区，此时常常变化为幽州冀州之间的边际地带，其文化地域特征在大一统文化的覆盖之下，依然存留着某些边际性文化因素。
    汉代的河北平原经济发达，人口与城镇稠密，此种景象如实地反映在考古遗存方面。雄县、安新、容城等区域保存有较多的汉代墓群，一些墓地的封土尚存。这些墓葬的主人多属于西汉涿郡或东汉河间国的贵族，随葬品中常见铜器和彩绘或饰釉陶器，代表着幽冀两州边际地区的汉文化特色。
    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文化遗存主要发现的是墓葬。任丘黄垒北朝邢氏家族墓地，占地面积广大，均为封土砖室墓，曾出土铜器、陶俑等重要文物。名门望族的大型家族墓地，形象地反映着魏晋以来社会风貌的变迁。唐代墓葬主要发现于徐水和任丘，大多属于中小型砖室墓，出土有白瓷器等文物。
    北宋时期，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对峙相持，白洋淀地区即成为宋王朝的北疆边防地带，汉与契丹之间的边防文化在此得以彰显。
    白洋淀地区北宋时期的考古遗存发现有少量墓葬，但最著名的考古遗迹当属雄县发现的地道遗址。古地道连接雄州与霸州，长度约35公里，构造为砖砌券顶，洞宽与高大多约为1至1.5米，存有灯龛、通气孔等附属设施，以及瓷碗、瓶、缸等生活用具。这些地道既可用于驻军防御，也可用来传递联络，当属北宋边防工事类遗存。
    防御辽军的工事不仅挖掘地道，还有大规模的筑堤与围河，因而形成了稳固的大面积水域白洋淀，有些地段的围堤顺势利用了战国时期的燕南长城墙体。可以说，现今的白洋淀水域本身即是一处大型的古代土建工程遗迹。另外，宋辽相持于白洋淀地区，几乎是前代燕赵分野、商文化与北方文化对峙于这一地域的历史重演。这正是太行山东麓地区连绵不绝的走廊特性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白洋淀地区位居南北之间既是沟通桥梁又是对抗前沿的真实写照。
    金代及其以后，随着北京成为京师都城，白洋淀地区因此进入京畿地区范围，白洋淀地区的文化也因之成为京师与郊野之间的京郊文化。
    融合与拒绝、兼容与相持，在历史文化的交错中，白洋淀地区万年以来的古文化发展连绵不绝轨迹清晰。正是在此悠久历史文脉的传承与积淀下，白洋淀优美的水乡环境才焕发出更加迷人的人文光彩。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