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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乙眼中，雍和宫皇帝御笔的匾额，精致的佛像、唐卡、经卷、佛教文物，六世班禅大师和七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时的遗物，密宗造像，佛教节庆等都很鲜活，珍贵。但真正引起他探究兴趣的还是那些长眠在外、并不引人注目的石碑。他清楚记得，那块名叫《喇嘛说》的石碑立在第一座大殿之前。殿前，有一座大碑亭，立在甬道中间，这块被称《喇嘛说》的大型石碑有4个面，分别用4种文字刻着乾隆皇帝写的一篇论文《喇嘛说》，该文对喇嘛教的来源、教制、教规作了详细论述。在对这4种不同文字解读后，舒乙作出独自的定论：“这可是一块泄露天机的石碑，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于是舒乙再度驻足，在不能抄写全文的情况下，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将其文字拍摄下来，拿回家放在电脑中处理后一次又一次地解读，在经过大量的查找资料、走访专家、反复研究论证后，他认为这块石碑内容披露的是执政者安邦治国的心得，它道出了喇嘛教安定蒙古各部的重要性，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早就有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也许正是这一潜心研究所悟，决定他在寻觅石碑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车步结合，足迹踏遍了京城的所有景点、大街小巷以及窄小的胡同，目的是寻找更多的有关民族团结的历史证言。 从历代石碑的碑文中获得创作源泉从而赋予作品更强大的生命力、更广泛的影响力，进而在艺术创作中复原历史的真实，并进一步深化对历史的体认，是舒乙的精神信仰，也是他近年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 每一块石碑，都曾经历过不同的磨难，都见证过国家民族的兴衰，它是民族团结的旗帜。 每一块石碑，都是智慧的化身，是凝聚力的象征，是魄力的体现，它光芒四射，永垂青史。 每一块石碑，都刻有一段灵性的文字，文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完美的故事，在岁月的长河中演变成偌大的文化符号，凝结在中华历史与传统文明的骨髓里，流动在东方文明的血脉中，永恒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继在雍和宫发现皇帝御笔《喇嘛说》之后，舒乙又把探寻的视角伸到了安定门外的西黄寺、北海、香山。位于北京市区东北部安定门外黄寺路中段的西黄寺，与东黄寺并称黄寺或双黄寺。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也为了感激中央政府对西藏领导人的信任，主动决定进京参加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并于公元1779年6月17日率3000人启程，历经一年又一个多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为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的布置，特地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弥福寿”是藏文“扎什伦布”的汉译词，六世班禅大师在承德向皇帝致颂词、念无量经、献珍宝书画，并给皇帝施无量佛大灌顶后启程来到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