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作为分标题，细数了冯雪峰历年来的“罪行”。这也是此前进行的多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第二天，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你处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很显然，上层已决定将冯雪峰打为右派分子，只是还需补办一些材料，因人民文学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并未上报过什么材料，当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意见此时已不重要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宣告组织处理结论：“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织奉命行事，召开党支部会议将冯雪峰开除出党。冯雪峰被打为右派分子，并受到严厉处分。
    冯雪峰怎么就从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一个“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毛泽东对冯雪峰的态度、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大鸣大放”中的现行问题。
    1949年以后，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反映，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一些重要的文艺运动，毛泽东都是直接发起者和指导者。1954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毛泽东对冯雪峰领导的《文艺报》在此事件中的表现非常不满。对冯雪峰在《文艺报》上转载李希凡和蓝翎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的按语，毛泽东进行了5处批注，此后又亲自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通信》，对冯雪峰进行批判。冯雪峰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检讨自己，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之后，冯的处境更加艰难。
    冯雪峰被打为右派分子，与党内文艺界长期以来的宗派主义有很大关系。1957年6月6日至9月17日召开的27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于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及当代文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冯雪峰就是在这次会上被批判打倒定为右派分子，并做了深刻检讨。
    对于冯雪峰的批判是在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公开化的，而实际上早在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中宣部就有公开批判冯雪峰的意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向中央写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文艺界负责的党员干部中，冯雪峰同志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表现是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但他的文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许多地方跟胡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作一次检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现已责成一些同志对冯雪峰同志的著作加以研究，以便在批评丁玲同志思想作风之后，即进一步开展对冯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批判。”（黎之：《文坛风云录》）这份报告没有正式公布，只是有的文坛亲历者引用过。因政治风向很快就转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计划好对冯雪峰的批判没有进行，冯雪峰暂时逃过一劫。由此可见，冯雪峰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他的文艺思想一贯不受上层待见，对他的批判只差一个时机。
    在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时，这个时机到来了。对冯雪峰的批判开始于8月6日的第12次会议，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作了发言，他先批判了丁陈，继而将矛头指向冯雪峰，说：“雪峰同志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党的团结广大作家的方针有抵触。”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批判冯雪峰的问题。接下来的几次会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叔、作协党组成员严文井发言批判冯雪峰，这还只是零星的批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全社大会对冯雪峰进行揭发，并撤销了冯的整风组长职务。
    更猛烈的批判则是8月14日第17次会议，夏衍所作的“爆炸性发言”。此次批判之前的11日下午，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等人曾与冯雪峰谈话，谈话主要是告诉冯雪峰要做好思想准备，要对他进行批判。冯雪峰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并且周扬提出把批判的重点放在1936年在上海“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问题。让冯雪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36年的问题怎么会在当时还成为一个需要拿出来批判的问题。这也可看出左翼文学界宗派之争在当代的延续，历史问题一到运动和斗争的时候，就会被翻出来，重新作为斗争的武器。更何况，1936年的问题是周扬的心头之痛。
    夏衍的发言主要集中在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揭发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打击上海地下党，摧毁地下党，诬陷周扬是蓝衣社、法西斯；并且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假借鲁迅名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分裂了左翼文艺界等等。所述内容，大多数与会者闻所未闻，引起了“爆炸性”效果。这次批评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据黎辛回忆：“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再加上楼适夷的号啕大哭，使得会场更其紧张。接下来的几次会议持续对冯雪峰进行批判。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上开始报道批判冯雪峰的消息与文章。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彻底将冯雪峰打入另册。8月28日刊发了何其芳在16日会议上的发言稿《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文章称：“原来三十年来混在党内的冯雪峰是这样一个反党分子，这样一个个人野心家！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不惜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他可以抛开上海的党组织，依靠胡风那样一些人去进行分裂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活动。”并从文艺思想和作品方面，解读了冯雪峰的反党思想。9月1日发表了田间的《是什么理论家？——读冯雪峰的“寓言”有感》，对冯雪峰的寓言创作进行了批判，文章称“他的某些所谓寓言，就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宣言。他们向党向人民挑了战。我们一场重大的斗争，正在进行中。作家们，必须给这些挑战者以回击！”
    在各方压力之下，冯雪峰在9月4日第25次大会上，深刻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恶。其中首先就检讨了1936年在上海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宗派活动的错误，这也是对冯雪峰批判最严的地方。其他关于与胡风、丁玲等关系也作了检讨。他检讨：“在根本上，我是最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主义者。我有极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我的个人主义的严重，使我对社会、对集体、对党，经常发生对抗的情绪。我轻视思想改造，我自己更没有经过改造；这样，我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要求，就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同党的要求，经常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中，而表现为一贯的对抗党的领导。我入了党，世界观上和思想上根本还没有入党；个人同党的关系始终没有摆正过。我始终执迷不悟，不去改造自己以适合党的要求，却要求党适合自己，因而时时有反党的强烈情绪和言行。这样，我同党的关系，可以用一句来概括：得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上，失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外。”（《冯雪峰全集》第9卷）对冯雪峰的检讨，大家比较满意，检讨后没有一个人提过意见，大家也认为他的检讨比丁玲、陈企霞、艾青等人都要深刻一些。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方面是配合文艺界的反右运动，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文艺界执权者利用反右运动，排除异己力量，30年代以来左翼文坛上的宗派主义仍然影响着当代文坛。冯雪峰的受批判与被打成右派分子，与这种宗派主义有很大关系。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鸣大放”中的现行问题。“反右”之前，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对党的工作不满意的地方提出来，并积极鼓励大家提改进的建议。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他在文化部和出版事业管理局结合整风时，对文化部领导出版工作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批评。据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的专稿《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 各出版社负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显示，在座谈会上，冯雪峰认为，必须研究当前出版界问题的实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出版工作的制度和机构。他说，按着正常的道理，印刷和发行都应当为出版服务。但目前印刷、出版、发行各成系统地统一起来，事实上形成了“发行领导出版，印刷控制出版”的局面，“出版社既不像出版社，又不像企业单位，好像似衙门”。这些言论在进入“反右”运动后，就都成了“现行罪行”。
    关于冯雪峰在整风期间的“现行罪行”还有很多。在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打倒冯雪峰的文章中，就称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据王任叔、徐达等揭发：在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洪水将冲破大门。”他一反平常的沉默、抑郁的状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放火，向党发动进攻。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很多人不敢相信，甚至为他抱不平。杜鹏程曾获得冯雪峰帮助，他的《保卫延安》就获得冯雪峰的赞赏，他在得知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后，忧愤交加，在《雪峰同志和〈保卫延安〉》一文中描述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记得反右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任务是把全国作协反右斗争情况带回来向同志们传达。我们一去就参加大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坐在我身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给我说：冯雪峰是他们的社长，在他们那里过党组织生活，可是把他定成右派，出版社的许多同志全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的同志听到这事之后甚至哭了！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象。”
    别人替冯雪峰抱不平，那么，冯雪峰在被打成右派后，他自己是怎样的呢？有一段时间他非常抑郁和苦闷。王士菁在《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中记述了冯雪峰当时的情况：“有时我到苏州胡同一六号他的宿舍去看他，他躺在书桌旁边的藤躺椅上，脸色铁青，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王任叔同志告诉我，雪峰同志当时的确曾想到过要毁灭掉自己。”但是很快，冯雪峰就投入到工作当中，他没有怨艾，不卑不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一名普通编辑。胡愈之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中说：“雪峰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跟我没有中断来往，不过很少走动了。以他那样的脾气，在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处分以后，对党没有怨言，也不自轻自贱，表现沉着而冷静，仍然一如既往，热心党的文艺事业，继续研究鲁迅，和我见面的话题都是关于文学研究方面的，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编辑《郁达夫文集》，写出《郁达夫生平事略》和《郁达夫著作编目》，又继续编选1918至1949年的《新文学三十年集》中的短篇小说部分。利用业余时间，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到1961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他“右派分子”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