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鸢》作为家族书写，无疑具有丰赡性：家族兴衰与历史沉浮、军阀混战与百姓流离、民国枭雄与江湖草莽、革命者与旁观者、文人与商人、战场与商场等等都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得到表达，充分或不充分。
    一、传奇不奇——从昭德到慧月姐妹的人物塑造
    作者以祖辈的生命体验为基础，在小说中塑造了从“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的各色人等，人来人往，人影幢幢。作者对人物的塑造更像命名，告知，而不是在描述之中人物品格的自然生成，有些人物就成为“纸鸢”，可以被作者饱含深情的笔牵着飞翔，但却单薄，不生动。昭德高调宣示，“孟家人，可嫁作商人妇，自个儿却得有个诗礼的主心骨”，但昭如作为孟子后裔的主要形象代言人仅是作者和小说人物达成的默契，对读者来说，二千多年的渊远家学仅仅用颟顸、善良来表现显得过于简陋。
    对昭德的刻画集中体现慧眼择夫、长姐如母等方面。看见石玉璞一枪二鸟，便认定这人将来，不是个英雄，便是个枭雄，自己做主嫁给了尚未发迹的丈夫。昭德在小说中被塑造为充满母性光辉的角色，长姐对姐弟如母，对丈夫也是充满母性，“昭德叫住了他，将他的衣服领子捋捋平，第一颗扣子扣扣好”。她因丈夫横死失去心智，母性丧失，变成儿童，称昭如“娘”，母性退居二线，但最后一刻的舍身又让她升华为圣母。
    文有孟家姐妹，武有左家姐妹，“左家长房没有儿子，就两个女儿。慧月从小的教养，便走向了飒爽一脉。真个鲁地有门第的家族，女子会骑射的，恐怕只有这左家”。“左家的闺女风度先赢了人三分，讲礼数，识大体，懂度势。拿得起，放得下。腹有诗书，遇到大事，见解独具，竟比男子还另有一份担当。”慧月是拿得了主意的人，小说中拿的最大的主意莫过于明知仁珏和儿子情投意合的情况下，选择仁涓做儿媳妇。这种乱点鸳鸯谱，使得作者想把慧月超拔为脂粉英雄王熙凤，但结果下笔成为了曹七巧。
    概念的丰满与人物的骨感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小说的一大特色。正如韩少功在《七声》序里批判一些感觉派的作家的话：“感觉倒是丰收了，但是没有人物，没有鲜活的人物，没有结结实实面目各异的人物。”在这部充满感觉的《北鸢》里，作者依然用《七声》的笔法塑造人物，人物就模糊在浩繁的篇幅里了。即便一静一动的男女主角也有模糊感，文笙从开口说出“一叶知秋”之后便开始了高开低走又老气横秋的“静水”人生，对其展示仅限于超强记忆力与不俗的放风筝功力，没有“流深”。仁桢倒是没有动起来，“安静”得像个次要人物。
    复杂的人物关系被处理得过于简单浮泛，如小荷在“被逼无奈”离开昭如后煞有介事地忠告昭如小心妯娌荣芝，但通观全书并没有把家族的复杂关系展现出来，荣芝的不好也仅在昭如映衬下显得嘴碎和不善良。质朴的人物性格又被处理得过分热烈夸大，郁掌柜的忠厚简直到了谄媚的地步，对少爷、儿子的态度使得忠仆形象出现裂隙。
    姚永安是作者笔下难得丰满的人物，一开始出场是油嘴滑舌的花花公子，逐渐展示出他善解人意、两肋插刀的优秀品质。到了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有像卢文笙一样静水不流，想要在时代的大潮中打捞属于自己的成功。对于舞女的感情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后的真情流露反而更真实。
    二、奇而不真——从“昭德救人”到“珏逸之恋”
    作者曾不断强调，小说中的故事很多都是“真的”，但正是作者所坚信的真实，稀释了文本的可信度，他沉浸在不言而喻的真实事件中，忘记了向不熟悉他家族往事的读者阐明因果。
    文本充满太多留白，故事往往只留头尾，不见主体。当石玉璞在家中枪杀了小湘琴，家中众人充盈在小湘琴的房间，石玉璞杀人后坐在桌边，众人屏息间，还把枪狠狠地拍在了桌面上。“昭德一言不发。这时候，以响亮而坚定的声音说，混账。”接着作者高度赞扬了昭德，“石夫人孟昭德，以最简洁的方式，一手将这件仓促发生的血案平息了下去”。作者也以最简洁的方式让我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充满怀疑，只凭“混账”二字便把血案平息下去，都是吃素的嘛！小湘琴爱上徐汉臣也是没头没尾的故事，在昭德口中她是和张宗昌也有些瓜葛的窑姐儿。她和律师张子骏也有些男女的牵连。但听了几场徐汉臣的戏，就在军阀后院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地唱起了苦命鸳鸯。
    昭德在石玉璞死后失去心智，跑反过程中疯疯傻傻，一直到离开本家，夜宿破庙遇到土匪，“昭如动弹不得，却看见姐姐昭德扑在了秦世雄的身上，呼喊着她夭折儿子的名字。昭德再次将自己的前襟撩起来，暴露出了自己的乳房，扶起了秦世雄的头，放到自己的胸前”。然而不一会儿，“他们没有留神，一个身影闪电一般，出现在了男人的后面，卡住了他的脖子。是昭德，她用秦世雄的盒子枪，指住了男人的太阳穴”。昭德就这样闪电般地恢复了心智，仿佛机械降神一般，牺牲了自我，拯救了大家。
    缺乏铺垫的故事情节除了昭德忽然清醒，还有仁珏与逸美的同性之爱。仁珏和表哥青梅竹马，无奈被姨妈阻挠，把姐姐嫁给了表哥，从此仁珏自我放逐，“她知道自己后来跟了同学端木康，是有些自暴自弃。可她忍不住，只为这个男人除去眉眼间的纨绔气，很有几分像那和自己一块长大的人”。可见仁珏对表哥用情至深。但自从与仁桢的老师范逸美认识以后，由于逸美性情爽利大方，常常到冯家做客，一来二去，“范老师和我们二小姐好得像一个人”，就这样仁珏便从异性恋变成了同性恋，变成了“生者可以死”的情之至者。文本省略故事主体的做法，使故事的真实性、连贯性大打折扣，出现很多令人费解的安排。仁珏最后为什么主动嫁给叶若鹤？思阅和克俞金风玉露一相逢后，为什么不辞而别？作者笔下的大时代人物简直和《小时代》里的一样任诞。两个作者一个用时间煮海，一个煮雨，冥冥之中似乎有些注定。
    三、恶霸不恶——从《秋海棠》到《北鸢》的变奏
    作者在自序中写道：“这姨丈时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是直鲁联军的统领之一，亦是颇具争议的人物。于他，民间有许多传说，多与风月相关。1930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曾写过一部《秋海棠》，其中的军阀袁宝藩，以其为原型。”《秋海棠》中，袁宝藩是个色令智昏的恶霸军阀，强“娶”豪夺。《北鸢》是对同一故事的重写，石玉璞呈现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姨丈，会抱怨煎饼果子味道大不如前，会激赏文笙喜欢吃大酱，会在为夫妇二人准备的棺木刻上“渔樵问对”。家族书写的定位，让文本充满脉脉温情，即便因若有若无的绿帽子，石玉璞枪杀小湘琴的描写也淡化了暴力，“女孩的脸色温柔祥和，紧紧闭着眼睛，甚至比生前更为静美，似乎与身体遭受的暴力毫无关系”。“（便服）上面还有一些血点。其中一块大概是溅得太猛烈，凝成了梅花的形状。”温情之光，遍布小说，残酷的死亡变成优美的抒情。
    这种温情脉脉的书写还体现在无论大离别、小别离后人物相聚时作者对“老病”描写的锲而不舍。“她望着家睦，又有些心疼。暗影子里头，灰飞的双鬓，分外打眼。这几年，做丈夫的，渐渐有了老态。”“天寒凉，昭德的身体又不大见好。”“眼前的娘，还是几年前的那个娘，只是更老了些，看上去精气神有些涣散。鬓角也发了白。”“她看到了父亲青白的脸。大概是毛发少了，整个人看起来又疏淡了些。”……文本中老意丛生，充斥着真的老了，老了许多，现出老相了等字眼，就连冯家祖宗的画像都是孱弱的面相。“老灵魂”下笔都是“老肉身”，只因老灵魂深处是浓得化不开的深情。
    四、言之有文——致敬《红楼梦》
    小说对《红楼梦》的致敬是无处不在的，阅读过程中随处可体验互文的快感。从结构上对大家族的兴衰沉浮的书写到情节、语言上的戏仿，无不见出作者对《红楼梦》的钟爱，就连《北鸢》的书名也来自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仁涓归宁是元春省亲的降格版，石玉璞的棺材让人回忆起秦可卿的奢华棺木，六只老母鸡熬药对应“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的茄鲞，在四声坊“余生记”神龙不见尾的道人，无疑是空空道人的一次“穿越”。就连卢文笙和冯仁桢的“我认得你”，也让人联想到宝黛的人生初见。
    “转眼到了中秋，菊黄蟹肥。因为石玉璞人在冀东前线，督办府便不如往年热闹。节还是要过，一大家子，便在中庭摆宴赏月。还未开席，原本好好的天，影影绰绰飘过来一块阴霾，月亮不一忽便被裹了进去，渐渐连个光影也看不到。昭德抬起头，呆呆地望一望，放下了筷子。娘姨们一径说着应景的话。昭德说，老爷不在，吃得差不多就散了吧。昭如便扶她回房。昭德回身，望着院子里通明的灯火，还听得见孩子们的嬉闹声，苦苦地笑了一下，说：‘好个良辰美景奈何天。’昭如便说，大姐，月有阴晴，朝朝岁岁各不同。现时是清静些，明年便是要分外地热闹。”与《红楼梦》七十五、七十六回的中秋夜宴，从语言、情境到气氛，都遥相呼应。
    五、据于道，依于仁——从民国到国民
    作者说，这本书关乎民国，“本无意钩沉史海”，虽然做了很多考据工作，但对于民国图景的呈现仍是浮光掠影的想象。但对于国民，尤其是民间的描写无疑是本书的亮点，可追忆隐藏在从器物到精神中古朴的过去时间。
    四声坊“余生记”的龙师傅为了报答卢家睦的恩情，每逢虎年为文笙扎一个虎头风筝在家族中传承了下来。告老还乡的郁掌柜，不顾老迈，穿过战火要找回文笙！刘掌柜被姚永安辞退后依然跪求文笙照应，“笙少爷，您且应承我，卢家业大，日后若有个不周到，万望别为难我们当家的”。
    不管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民间对美好的仁义礼智信有一种“城头变幻大王旗”“我自岿然不动”的坚守，这种坚守使得民间精神免受世态变迁的纷扰。正如旅店老板的哲学：“说起来，这些年来来去去，他早已见怪不怪。开门就是做生意，其他是管不了许多的。家事国是，都是他人瓦上霜。打十几年前五族共和，说是永远推翻了皇帝佬。可四年后，就又出了个姓袁的皇帝。短命归短命，可的确又出了不是。他就觉得时势不可靠，做本分生意，是哪朝哪代都靠得住的。”正是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民间精神，让民间成为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
    不论冯家、卢家、孟家的男人和女人，都具备一种弱不禁风的气质，处于民间的顺子、龙宝、秦世雄等都是健壮的形象，仿佛西西弗斯，在不断轮回的搬石头的命运中，锻炼了体魄。
    就像放风筝，作者对家族往事的追念牵绊了《北鸢》的飞翔，失去了天马行空的洒脱，好在还有一丝不苟的优雅。家族往事是个金笼子，既是财富，又是桎梏。对于只是炎黄子孙的普通读者，对这种诗礼簪缨之族生活的窥望，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是一种“睁眼看世界”。作者对家族身份的执着显而易见，人物最好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扎风筝的龙师傅要有一个“读书人”的身世，就连匆匆一瞥的拉车夫也要有一个花果飘零的跑反前史。《北鸢》的人物塑造、情节铺排让小说几乎“命悬一线”，对民间精神的高扬，以及弥散在书中的诗礼气质，又让小说有了“一线生机”，期待下一部作品可以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