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短篇小说在关注社会现实、对日常生活的开掘中丰富发展了现实主义美学。创作主体自我反叛的探索精神有所加强，试图在现实主义美学体系中创造新的叙事形态。中短篇小说的信息密度在诗学探索中实现增量，文本可阐释性空间有所拓展。哪怕短篇小说，也不难从中捕捉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气象、新线索，接收到异常丰富的情感信息。信息量的扩容体现了中短篇小说艺术的优化态势。中篇小说在真相逼近中保持追问的气度，显示了文体的弹性和张力。
信息密度在诗学探索中实现增量
现实主义小说的首要课题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让读者看到真相，获得警醒。同时，出于一种使命感，现实主义文学有义务针砭时弊，引起疗救的注意。有了问题的发现就意味着现实主义创作有了思想底色，为审美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晓苏的写作为当下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参照。晓苏的短篇小说《白内障》（《黄河》2023年第1期）讲述退休教授冯纪人受困于白内障眼病，以致把苍蝇当作钉子，然后又阴差阳错地把钉子当成苍蝇。这种视觉上的错位使他陷入狼狈的境地，让他下决心做手术。然而，晓苏并没有平铺直叙地讲述白内障患者如何被治愈的故事，而是把疾病的治疗延伸到热气腾腾的世俗日常中。晓苏把审美探照灯投向现实中的问题，透视当下社会浮躁功利的时代情绪。为了揭示时代病象，小说以冯教授的手术为圆心，辐射开来。于是，小椟、何叶、皮主任陆续登场。作为冯教授得意门生的何叶聪慧灵巧，在学术圈如鱼得水，尤其是把学术引入直播，为其带来网红的光环。晓苏在传统叙事中融入流行趣味，为探讨当今社会问题打开新的面向。为了给恩师物色权威医生，何叶打通关节，找到她的粉丝皮主任，在手术前后对冯教授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在手术过程中，何叶在皮主任安排下出席粉丝见面会，扮演了一回明星，让冯教授产生被晾在一边的失落感，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转折点。此时，冯教授左眼手术成功，让他看清了之前未能发现的“秘密”，颠覆了他对周围人的认知。比如，他发现三位次要人物脸上的“丑相”，这个盲点显然是由白内障所导致的“短视”。手术后，生活中的“原形”显露，实现了一种认知上的“去蔽”。这个结果让
冯教授放弃了右眼的手术。此种情节反转令读者颇感意外，看似突兀，仔细想来却又合情合理。这篇小说变成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把读者引向形而上的思索。从叙事学来看，作者通过看见/看不见的视觉维度的构筑，巧妙地实现了生活美学与人生哲学的缝合，赋予小说以鲜明的象征意味。
陈世旭的短篇小说《小城故事多》（《中国作家》2023年第2期）主人公是一群生活在小镇上的文化人。小说通过文化人的生活片段演绎了专业文化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关系。梁大夫是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平日酷爱书法，研墨挥毫，仪表堂堂，可谓小镇上的“唐僧肉”，但最终娶了一头瘌痢的勤杂工胡月妹。更难料的是，他与市舞蹈演员长期姘居并生有儿女构成事实婚姻，落得被判重婚罪的下场。音乐组的老丁、书画组的条子等不乏艺术细胞，行为乖张，从人格特质上讲与梁大夫同类。所以，老丁当众卷走梁大夫得意之作《洛神赋》，让世故圆滑的文化馆馆长周光荣下不了台。诗人魏爱云、
安老师等属于从众型甚或平庸型的人格。前者不择手段，善于投机钻营；后者言行死板机械，思维僵化。而周光荣则是官僚典型，他召开批判梁大夫和整治老丁的会议，完全出于见风使舵、公报私仇的狭隘心理。作者通过两种人格的对峙演绎，展现出艺术型人格与世俗型人格的反差以及由此形成的戏剧性效果。这种小说结构在诙谐的语言与人心的解剖中见张力。这是一种叙述的张力，一种生命的张力。这种张力显示了作者不俗的智慧与才华。
在对当代女性命运交错起伏的勾勒中展开反思，是付秀莹的短篇小说《重逢》（《芒种》2023年第7期）的叙事追求。温润与杜娜娜是高中时期的一对闺蜜。温润曾是“学霸”、一个骄傲的少女、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更是男生偷偷仰慕的女神。而杜娜娜成绩平平，容貌平平，影子般跟随在温润左右。二十七年后两个中年妇女在核酸检测队伍中巧然重逢，发生了一种命运颠倒或错位：“阳光透过行道树的枝条，落在地上，落在她和杜娜娜之间，形成一条金线，把她们歪歪扭扭地分割开来。”温润感受到命运的不公，一股酸涩，一种苦楚，让她在心里不自觉划分了界限。杜娜娜时尚的打扮及其声音、体态中显出一副贵妇人的气派，甚至少女气质犹存；而自己却陷落在一地鸡毛的日常中，熬成了典型的中年妇女，“一副破罐破摔准备向岁月缴械投降的样子”。这种落差甚大的情绪荡漾在叙述中，使作品溢出莫泊桑《项链》的风韵。然而，核酸检测一瞬间，故事全然发生反转。当杜娜娜揭开口罩，脸部伤痕显露，作者并未交代原因，但已不言自明，向读者展示了当代女性的命运怪圈。口罩与伤痕的象征意味，赋予小说意义增值空间，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品位。
朱文颖的《唯精神论者》（《芙蓉》2023年第2期）是关于“写作”的写作，也是直面“存在”的思考。开篇写道：“你可以写无产阶级小说，也可以写资产阶级小说，但绝不能写小资产阶级小说。”这样的开篇似乎有些形而上的哲学味道。这是一篇颇有思索意味的小说。这篇小说没有清晰的故事线索，只是以碎片化的人物对话来推进叙事，探讨艺术和哲学问题。朱文颖没有把叙事抽象化、玄想化，而是把落脚点放到人的“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换句话说，人的复杂性不在于物质性和肉体性，而在于人的精神性存在。正是人的精神性把世界变得无比宽广，因为它可以为自然立法，赋予“现实”意义。科幻电影中“母体人”是沉睡型的肉体性存在，而“锡安人”则是人类被机器人征服后在虚拟世界中的觉醒者、反抗者，当然也是思索者。这暗示了“精神论者”是潜在的瓦解性力量。小说中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老太婆念六字大明咒功夫很深。念咒作为一种精神意识，竟能使身体乃至房屋发光和震动。同样，瓦格纳在窗台种植绿色植物。这并不是一盆普通的绿植，因为它被瓦格纳赋予了神秘的象征含义，它代表“我”和小瓦格纳共同的未来。但仔细分析，同胞兄弟瓦格纳和小瓦格纳虽同根同源却有着不同的精神路向。其中，瓦格纳的离开是显现差异的分水岭。瓦格纳前往气候寒冷的地带，在他看来热带不适合深度的哲学思考，这表明他是一个绝对理想化的“唯精神论者”。而小瓦格纳则是更复杂的主体。作者以先锋艺术家杜尚隐喻一种纯精神生活，而这种生活对他来说并不完美。作者之所以反复援引杜尚的名言“我一生一点遗憾都没有，真的没有”，就暗示了小瓦格纳对现实中“唯精神论者”的质疑。他留在热带并与小美结合作为一种对世俗的“妥协”，也并非没有挣扎，而是更多地纠缠于精神与肉体之间。让我们回到开头那句话，为何不能写“小资产阶级”呢？小说中借瓦格纳之口这样交代：“因为三流作家书写世界的虚相，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太阳温暖，我们马上要在午餐时享用美味的食物，心里想着：某人爱着自己啊。那种感觉，美丽、忧伤而又甜蜜。”从这段描述可推断，三流作家往往把目光投向生活的“表象”，而二流作家揭示本质，一流作家则直面精神问题。因此，与其说朱文颖在阐释精神与肉体的隐秘联系，表达人对形而上的渴求，不如说是作家主体文学创作的现身说法，是对文学的先锋性及其本质的深层探索。
黄咏梅的《昙花现》（《钟山》2023年第1期）聚焦一段错过的爱情。这类故事与“惋惜”“悲叹”“哀怨”这类词语相关联，然而黄咏梅的表达显然超出了这种预设。黄咏梅另辟蹊径，写出了一种深切的情怀，一种想象中的浪漫与抵达。这篇小说立足于时间书写与命运书写交汇点，照亮了历史变迁中女性心房激起的细微波澜。从这样的视角进入人物内心，错过的爱情就分解为永不相交的两条直线，构成小说叙事的艺术张力。黄咏梅以时间为“道具”，写出了历史链条中个体情感的节奏。这种节奏如“时间的进度条”，可以根据受众欣赏需要随意拉曳。这种情感的节奏就是时间的节奏。为了实现这样的艺术表达，作者别有心机地设置了一个晚辈叙述者“我”，以“我”的视角去追寻林姨的情感踪迹，构成了两代人之间的时间差，产生一种互动与对话的美学效果。这段爱情发生在特殊历史时期。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林姨依然不忘托人将自己离开人世的消息告诉她曾经的恋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林姨在故事的开头就成为一种缺席的存在，她的不在之在开启了碎片化的记忆通道。当然，小说的重点并不在于讲述一个美人错失良缘的故事，而是对一份隐秘的情感进行追踪。因此，小说的时间艺术不只是体现在叙述者的设计上，更指向女主人公在时代变奏中情感上的召唤与呼应。为一位已故长辈捎话给她的恋人，这对如今用微信视频交流的我们来说，多少有些代际“隔膜”。而更蹊跷的是，这个要去打探的恋人在五十年前就消失了，无形中给捎信任务的执行带来了难度。于是，“我”托关系找到这位失踪多年的林姨的恋人，通过保姆“人在旅途”的微信视频看到一个失去记忆的老人。诗意的爱情信号终于抵达对方，但那种浪漫诗意却又在瞬间遭遇消解。黄咏梅以追问命运的笔触洞穿时间的秘密隧道，让我们看到了一段隐秘的情感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消隐无踪的悲剧。
吴文君的叙事属于典型的女性写作，既有江南女子的古典婉约之气，又不乏现代意识和诗性追求。《虹》（《中国作家》2023年第4期）保持着一贯的诗化叙事作风。小说写风暴过后，女主人公跟随工程师丈夫去巡道，观察树枝被锯断的样子，中间插入不满婚姻现状的女主人公几次出轨的故事。现实中爱情的缺席像一场不明来路的风暴，是她与丈夫不和谐婚姻生活的根源。这种状态如小说中所说：“她早就死了。这不是她。她的魂不在这个人身上，每次这种感觉出来，她心里都有说不出来的惊怵。”这种情感状态是女主人公之所以不安分、执拗追求真爱以至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深层原因。她与画家的爱情随着一次摔跤而画上了休止符，止于一种记忆、一种念头。此后两次出轨都以遍体鳞伤而告终。然而对爱情的追逐却无比坚定：别怕死，拥抱你想要的。
吴文君的诗化叙事不只表现在主观化的叙述及其对人物情感经验的呈现，更体现在贯穿小说始终的隐喻修辞。“虹”象征着主人公所追求的理想婚姻，可以延伸到对生存状态的预设。被雷电劈断的“树枝”可以视为现实中的不幸者，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命运的表征。因此，
吴文君小说的诗化特征，更多指向一种敞开的意义空间。这使其情感叙事具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王芸的文字是暖色调的，她的叙事总能让你感受到善意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人性中最有韧劲又充满热能的部分。《礼物》（《当代》2023年第5期）就是关于善意的书写。这种书写很容易滑入概念化的叙事轨道，当代文学乃至新世纪文学中确实不乏此类作品，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写作路向。然而王芸迎难而上，通过人物关系的复杂化处理，让小说意义空间变得驳杂起来。女主人公从小因失去亲人而在孤儿院长大。幸运的是，她收获了一份独特的温暖，这温暖来自一个恩人的关怀。时隔十八年，在大学执教的她再次碰到老人，发现他多年前因为援藏留下了不可逆的病症，失去了记忆。随着叙述者视野，我们看到了老年人或平静或狂躁之下所潜藏的隐痛。其实，在养老院工作并不轻松，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体力和心力。但女主人公为了报答恩人，选择入住养老院，以朗诵诗歌的方式去唤醒老人的记忆。作者从儿童心理学出发，把一个自小缺少亲情滋润的女性对爱与被爱的渴望写得自然妥帖。小说多处提到女主人公意识中关于爷爷的记忆。这种记忆给她以召唤，使得她对恩人的“爱”变得顺理成章，变得委婉动人。然而，这种关心却因为日记中一首关于“爱”的诗歌而遭到恩人家属误解。当然，小说以老人女儿的感谢信收尾，暗示了一种和解的可能，也表明了作者对生活、对人性的乐观姿态。
很多时候，童年时期爱的缺席给人带来的“内伤”是极具破坏性的。应当说，王芸小说中女主人公是幸运的，毕竟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爱”。而徐则臣的《中央公园的斯宾若莎》（《十月》2023年第5期）中女大学生因家境变故而一反常态，以投怀送抱的方式陷害才华横溢的哲学家，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故事背景在美国，但在无辜生命被陷害的意义上悲剧力量是同等的。老冯是美国著名学府的康德研究专家，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国内妻儿却因为他不回国工作而较上了劲，妻子甚至以离婚来威胁。然而，你不要以为他是不知人情冷暖的学者，刚好相反，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暖男”，能做出非常诱人的冯式红烧肉和酱牛舌；小松鼠成群结队定时来窗口享受他准备的“美食”。你可以说，在异国他乡，这样做是摆脱孤寂缓解乡愁的方式。但要看到，他对儿子同样怀有款款深情。这种深层的父爱使他进入一种幻觉，很自然地接受了大三女生的拥抱。而他无法想到，这不过是学生设计的陷阱，全然超出了他的哲学逻辑，也超乎了读者的想象。
人的精神意识充满偶然性和神秘感。每个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不同，情感结构与认知结构也不同。世界因此变得丰富。陈然的《楼上》（《湘江文艺》2023年第5期）写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的日常纠纷，但作者并未花多少笔墨去渲染现实中的“对阵”，而是从主人公的主观意念出发，去猜想、去推断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种推断过程就是人的意识过程。透过主观意识流变和逻辑推理分析，陈然写出了人的意识活动的戏剧性。“我”起初对楼上人家的看法是，一家人素质低下，随意扔烟头和生活垃圾，毫无公德可言。更要命的是，水管爆裂影响到楼下墙体美观，甚至制造噪音，也不采取措施加以消除。几经交涉，还是“我”自己找人来维修，终获安宁。和解所带来的是安宁，更是反省。根据主人公平常经验，通过意念诅咒别人，总是会在现实中显灵。这又无形中产生一种自我谴责。“我”和老婆开始改变对楼上人家的看法，一切的不好如今都变得美好。楼上邻居虽已搬走，但噪音依然存在，后经科学证实，是一种“霉菌”在墙体内作怪所致。陈然把人的意识活动和逻辑思维写得悬念四起，又不乏荒诞意味，显示了小说对深层意识的探索。
近年涌现的青年新锐中，王彤羽和宥予的创作值得关注。王彤羽的《沉默的房子》（《作家》2023年第5期）围绕小城里流行的“时髦事”展开叙事，为新疫情时代敞亮心灵暗角提供了入口。小城的人热衷于为死去的亲人制作一个微缩模型作为住所以寄托思念，甚至未亡人也提前为自己订制模型屋。而叙述者“我”就是模型制作者，根据逝者故事来建构模型。肖先生来店里的诉求背后是一个温暖而又悲伤的爱情故事。当然，作者没有正面写肖先生和那位姑娘的情感故事，只是以旁观者回忆的笔调勾画冰山一角，以一当十地传达了人性的温暖和善良。宥予的《最好的运气》（《青年文学》2023年第10期）的叙述同样克制，显出难得的写作素养。小说讲述农村女孩谷穗第一次出门远行，在火车上腼腆害羞又心怀戒备，陌生新鲜的环境让她对未来充满幻想。小说以女孩的第二人称讲述打工经历，虽然就内容来说并不怎么新鲜，但有关“最好的运气”的一些细节是小说打动人的地方。在服装厂遇到翟文燕被她视为“Best of luck”。然而也就是这个让她倍感安慰的姐妹，却辜负了她最宝贵的一份善良，给了她一记响亮耳光。原来，爱与欺骗离得如此近，这对一个没有任何打工经验的农村女孩来说是未曾预料的，在一种反差中更显艺术张力。
事实上，信息密度的把控能力很能见出一个小说家的写作功力。尤其是短篇小说文体，斯继东的《兜搭》（《江南》2023年第5期）以牌局与情局交织并进，以三姐的准丈夫阿俊的行状为参照，塑造了一个有洁癖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女性。李骏虎的《弦歌》（《红豆》2023年第9期）为读者复现了西南联大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与斗士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朱山坡的《日出日落》（《人民文学》2023年第9期）以小男孩视角去打量一个北大落榜生，他依然活在诗意中，作为村中异类而活着，写出了一种世俗抵抗中的坚韧。了一容的《圈马谷》（《人民文学》2023年第1期）把奔跑的少年自然的野性和热力与边地风情融为一体，显示了诗化叙事的魅力。
追问的力量在真相逼近中浮现
2023年中篇小说关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对阻碍时代潮流的落后现象予以犀利的批判，并对现象背后的根源性问题做出反思。现实主义批判力度有所强化；创作主体的精神视野有所拓展；小说追问的力量在真相逼近中浮现。种种迹象表明了2023年中篇小说不俗的面向。
石一枫以关注时弊、体恤民情的现实主义创作著称。中篇《逍遥仙儿》（《十月》2023年第1期）延续了他敏锐洞察时代的叙事作风。这部作品不乏时代感，是与当前教育和新媒体发展等热点问题接轨的小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原来的农村地带转眼变成市区。北京就有这样一个区域：过去的田地如今变成别墅区；农村拆迁户一夜暴富，实现了大“翻身”。而石一枫关注的不是农民如何实现经济翻身的过程，而是翻身之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貌。小说开篇写女人为退款而受到歧视，最后以带走生活馆的玩具鸭作为报复，表现出狭隘、蛮横的小农意识。作者以女人为焦点，通过两个人物之间关系的裂变，展示了“农民”变成“市民”后种种不适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啼笑皆非的性格特征。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是作为母亲，她在孩子同班家长中的地位凭借补习班的开办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毕竟补习班是不合法的，被取缔是注定的，但通过培训班的开办与取缔，人性的种种被揭示得淋漓尽致。二是作为女儿，她与父亲的关系从对抗走向和解，体现了农民的淳朴和善良。如果说石一枫以关注教育问题、家庭伦理问题引人注目，那么，同为“70后”作家的杨仕芳则以现实主义立场书写乡村故事，越来越显得从容不迫。人物设置、情节构造上，其中篇《狐狸在夜晚来临》（《长城》2023年第5期）似乎保持着其一贯的风格，就连人物命名上也与此前创作形成有趣的互文关系。然而这并不属于自我重复的范畴，杨仕芳的叙事紧跟时代步伐。乡村振兴题材小说创作往往是唱赞歌的多，而正视问题的少。杨仕芳敢于正视当前乡村振兴大力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让他更愿意把一个仿佛被写滥的乡村爱情故事进行反讽化处理，批判了某些基层干部为了开发旅游资源而不择手段的恶劣行径。
陈集益以其绵密尖锐的叙事风格见长。他所关注的题材及其问题表面上看是大众所熟知的，但很少有作家能像他那样深入中国乡村内部，以直击人性的力量揭出一种真相，形成一种大气象、大格局的叙事范式。《八颗牙齿颤动》（《收获》2023年第5期）无疑是近年来寓言化叙事的重要收获。小说标题暗示了主人公阿凯的悲剧命运。小说中牛被阉割会有八颗牙齿颤动的生理反应，其所象征的不仅是阿凯个体的遭遇，更是所有村民被一种可怕的“势力”所阉割。只不过，其导火索是阿凯的误入“歧途”及其反抗。当然，阿凯赌博及其被骗，是随准姐夫五木到吴村之外的平原出售水桶的过程中发生的。以打棺材谋生的五木老实木讷、敦厚简朴，因为职业被瞧不起而改行扎水桶。他的理想就是挣钱娶老婆，这一股精神气儿有如年轻的骆驼祥子，可惜最后落得牢狱之灾。同样是手艺人，以阉割为生的阉师碎玻璃，其祖上是阉割世家，是清廷阉人，又住在平原，这些条件比五木优越。尽管阉师的职业上不了台面，却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乡村的文化生态。之所以有如此威力，是因为他借助帮派势力垄断了吴村牲口的阉割业务。而阿凯恰好得罪了他们，于是冲突越演越烈，以至全村被精神阉割的命运不可避免。作者借助阿凯父亲的被驯化来诠释吴村人被阉割的彻底性与荒诞性。阿凯父亲年少倔强，敢于反抗，但可悲的是，最后却随从村里人对儿子实施精神阉割。小说结尾是开放的，阿凯究竟是否逃离了吴村，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断，如果没有出走，或许阿凯终将难以逃脱被同化进而被“阉割”的宿命。因此，吴村人满怀希望，去接受碎玻璃的精神阉割，他们认为村子即将迎来新生。这个画面不过是一种反讽的修辞。小说以五木和阿凯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写出了个体与集体对立的全部荒诞性，其所隐喻的乡村伦理已经超出了故事本身，构成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寓言化指向。
现实主义艺术在中篇小说中常常趋于“正面强攻”，似乎只有绝对沉重的悲剧才能称得上是上品。像鲁迅《阿Q正传》那样以“轻”击“重”的艺术往往被忽略。阿袁的叙事在生活之“轻”的描述中表达了严肃的主题。这是阿袁叙事的总体格调。阿袁的写作深扎世俗社会，把生活世相中的原生态加以还原，构成以生机勃勃的人性表达为基质的日常美学。阿袁的《亲爱的苏图》（《长江文艺》2023年第10期）以哲学系副教授苏图的行状写出了中年女性的思维特征和生活状态。由于哲学从业者的理性思维特别发达，作者试图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把握人物。生活中极简主义对苏图来讲，与其说是一种慵懒性格的写照，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已经深入骨髓，左右着她人生中的所有选择。所以，作为被拯救或被同情的对象，苏图始终没有接受三个闺蜜的“改造”，变成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人。她我行我素，因无为而为的作风，成为被取笑的对象。而从闺蜜自以为是的揶揄中，我们又感受到世俗中滚滚红尘的强大威力。这使我想起杨映川的《我困了，我醒了》（《人民文学》2004年第6期）中女性对男性的拯救，女主人公以对爱情的纯粹而执拗的追求去唤醒男子汉的责任心，实现了对委顿的男主人公的成功改造。只不过，两者不同点在于，阿袁小说中，拯救男子汉的行为被置换为女性对女性的“拯救”。这种拯救没有那么严肃，而是在戏谑的讲述中呈现的。更重要的是，杨映川小说中被拯救者“张钉”是一个“眠者”；而苏图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醒者”，一个柏拉图式的女性主义者。所以，“我”和朱丽叶、余鸿禧对苏图的拯救，不但没有成功，甚至被成功人士沈总称之为“几个空想主义者们一次漫无边际的空想”。如果说阿袁以诙谐的笔墨来点染现代知识女性不无尴尬的人生画面，给人带来娱情体验同时不乏严肃的思考，那么，陈仓的《不穿裙子的女孩》（《芙蓉》2023年第5期）则以传奇笔法讲述陈小元和余小卉一段九曲回肠的情缘。余小卉因为从小穿裙子遭遇强暴，一直怯于穿裙子，甚至心理走向变态。而在喜欢她的陈小元看来，不穿裙子的女孩算不上女孩，因此两人在青春期彼此错过。静安寺的相见揭开了所有秘密，有情人终成眷属。陈仓写出了一个心怀隐痛的少女如何因为爱情而苦苦寻觅，走出阴郁状态，在自我构筑的生活美学中成就灿烂的人生。
对现实的发现需要一双深入灵魂的眼睛，这是优秀小说家必备的素质。肖勤的《海边的向日葵》（《芙蓉》2023年第2期）就是一部拷问灵魂的现实主义之作。自媒体时代，真相究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这是近年来网民争论不休的话题。作者将主人公青玉置于网暴受害者的位置，由于医闹问题而接受“键盘侠”的“审判”。而丈夫的婚外情更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夸张手法的运用自然是为了把人物的精神状态推向极端，这貌似俗套的写法却是必要的修辞。只有在精神极度崩溃的情况下，主人公倒洗衣水，导致丈夫坠楼的行为，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丈夫坠楼而亡，生活已成一团死水，这种情况下主人公选择自杀是一种写法。然而作者绕过常规路线，让患抑郁症的少年商路进入青玉的视野，开启彼此救赎的故事。当然这种救赎也不脱俗套，而肖勤的处理方式令人拍案，小说的终极拷问是人的内心，是灵魂深处的不解之谜。青玉与商路内心的不安，他们的心理难题，来自一时的灵魂出窍，来自一种意念，是这种意念导致了两个生命的死亡。正是基于这样的追问，拯救了一个俗而又俗的精神救赎故事，挽回了小说之为小说的虚构伦理。如果说肖勤叙事聚焦医闹、网暴等前沿话题，那么，东君的《上海为什么没有山》（《人民文学》2023年第12期）则把时间线条拉长，通过女主人公从乡村到县城、省城、国外，最后回到上海的人生发展路线图，描画出实现人生“跨越”的生命形态及随之而来的乡愁的复杂谱系。苏曼辗转腾挪、翻山越海的迁徙中，人生不断实现涅槃腾跃，显示了向上的姿态。而苏曼、克莱姆与老苏会集于上海。尽管都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着相异的人生经历，但他们心中都有一座无法抵达的精神之“山”，暗示出一种进退维谷的生存困境。由此，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西方与东方等范畴在
东君叙事中获得意义空间的延伸。与东君的跨时空叙事不同，“80后”作家宋小词的《哦，紫苏》（《北京文学》2023年第6期）把视点锁定在世俗中的一地鸡毛，写城市新婚家庭的困顿。山村凤凰男与城市小康女由于城乡条件的悬殊而冲突不断，演绎了一出令人揪心的悲喜剧。梅琳丈夫当初刻苦读书，立志走出大山来到梦想中的城市，以为凭着才华与知识能干出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然而结果却是，“我每天行尸走肉地活着,为了每个月的房贷,我低下头颅，折断筋骨，溜须拍马，做假账，左右逢迎。没有一天过的是我想过的日子。我像个面孔僵化的乐高积木仔”。“乐高积木仔”式寄生于都市并非主观上的问题，而似乎是一种宿命。宋小词写出了都市年轻一代的脆弱性及其生存危机感，并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展开了有力的追问。
知青叙事在中篇内展开，考验着作家的叙事智慧。储福金的《别来无恙》（《上海文学》2023年第6期）写两个插队知青一辈子的情义。应该说，写知青的小说，无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其实并不少见。但储福金没有花多少篇幅描写知青的插队经历及其奇闻轶事，而是以插队为叙事起点，写出了两种人生、两种况味。作者以插队知青康思进的视角讲述故事，通过两个男人的友情发展线索推动叙事，在时代变迁中描画出两种相异的人生轨迹。小说开篇，康思进和任辰因有关围棋的交流而引为知己。以此为起点，小说铺开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交往一辈子，似乎没有真正下过棋，只是谈棋眼、棋势、棋语、棋道，从谈棋又延伸到《易经》阴阳学说，显示出任辰本色不改的“夫子”之气。储福金创作的一大特征，就是赋予他的人物以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两个人物各有自己的选择，一个自由开放，人生是翻腾的；一个稳重内守，人生是平缓的。然而这似乎并未影响他们的情谊。任辰是不惊不喜的传统夫子形象，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调任省城机关工作后，他不能忍受官僚作风，毅然辞职南下，开拓人生的另一片天地。到了深圳，他将传统观念搁置一边，欣然领受现代都市的熏染。随着环境变化，心也在变。任辰不断离婚结婚，结婚离婚，最后孑然一身，晚境悲凉。然而，任辰亦有不变的一面，这不仅是书信中“别来无恙”的问候，更多在于一种精神操守。他曾经商海，却对文化、对艺术抱有绝对的敬畏之心；他阅女人无数，却在人生的终极认识上，认同形而上的追求。现实人生方面不断在变，而精神人格上却始终如一。储福金善于观察传统文人性情与现代生活节奏之间的精神裂隙，在时代变迁中分析因袭文化重负与现代社会碰撞的逻辑与路径，指出夫子人格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
钟求是的中篇《宇宙里的昆城》（《收获》2023年第1期）是带有科幻色彩的生命传奇。从形象类型学角度，主人公作为物理学家可以划归文学史上的“天才”系列，与麦家小说中的破译天才构成一种生命美学意义上的对话。探索天才型人格形态与精神特质是麦家叙事的生命美学，也是这部小说的叙事目标。从世俗日常角度来看，孤独的生存对天才型人物来说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宿命。这缘于他们非凡的气质，一种探索性人格特质，一种天生追求极致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有着两面性，一方面，科学探索体现了他们的生命价值，成就了辉煌的事业；但另一方面，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他们的状态颇为尴尬，不尽人意。无论是长篇小说《解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中的容金珍，还是《宇宙里的昆城》中的张午界，他们生存状态上都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化特征：追求卓越与自我毁灭。钟求是的叙事着力于塑造鹤立鸡群的天才形象，一种特殊的生命形态。张午界与妻子、与导师、与儿子的关系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夫妻、师生和父子。发生在他身上的世俗关系都必须服从于科学探索所要求的伦理结构，这种关系的极端化导致师生关系的僵化与亲情伦理的失衡。钟求是以文学的方式探讨“天才”的生命形态和人格结构，拓展了题材视域，丰富了生命美学。
作为叙事学意义上的短跑运动，麦家2023年在《花城》“弹棉花”专栏发表了系列中短篇小说。《老宅》（《花城》2023年第1期）就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事实上，此前长篇小说《人生海海》为《老宅》的出手做了美学上的铺垫。从《人生海海》开始，麦家逐渐淡出苦苦经营的谍战领地，转向乡村题材的开掘。这对他来说无异于一次写作意义上的战略调整。“故乡”对麦家而言是不堪回首的地域空间，那里遭遇了太多的伤害。然而，这种内伤历经多年的沉淀、发酵，化作艺术养料，构成一个异常丰厚又可供无限开采的矿藏。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麦家调动童年经验参与叙事，意味着叙事资源的更新。然而，从题材上考察《老宅》，辨析麦家小说艺术之“变”，容易导致浮于表面的阐释。细读文本，考察麦家写作的上下文，可以看出其创作道路上的“变”与“不变”。相较于《人生海海》，这部小说更贴近故乡意义上的书写，渗透了作家更深切的生命体验。“老宅”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理空间，因为它与母亲乃至整个家族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缠。家族成员的非正常死亡使“老宅”沦为“凶宅”，引发了“闹鬼”“做法事”等系列事件。从叙事策略上看，一方面是将“老宅”进行悬疑化处理，营造让读者一探究竟的兴味，另一方面是“去蔽”的过程，麦家的写作成为一次探秘之旅。外公、外婆在小说中并非主角，但也活灵活现。这源于麦家工于细节的叙事笔法。外公与老鼠周旋的细节是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看似轻松，但老人的孤独无助又是那样的触目惊心。这种以“轻”载“重”的笔法为人物非常态化的死亡提供了情感逻辑的支撑。麦家把寄托于“天才”人物的孤独情绪嫁接到家族长辈身上。这是小说悲剧性的来源之一。而另一种悲剧则缘于性别问题。从辈分上来看，姨娘的殉情自杀是惨痛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封建家长制的余威。而老人孤独无助的生活在当地人眼中被归结为外公的“女里女气”，未能生出男孩。这种性别偏见出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成为小说叙事演进的主要动力。作者把“老宅”的卖出与买回，都根植于人的思想观念。“风水”问题是“老宅”多次易主的根源。麦家从“风水”文化视角进入，将“老宅”之于母亲的意义进行扩展，赋予小说无穷的艺术张力。母亲对“老宅”风水的“评估”及其所主导的种种“驱鬼”行动，让我们丝毫不怀疑其信仰的真诚度。作者对母亲没有尖锐的批判企图。当然，我们不妨尝试着把母亲与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进行比照，因为她们身上都背负着精神重负，被一种迷障所裹挟，生活在阴阳对话与灵异想象中。如果说鲁迅借祥林嫂来批判封建思想对人的精神毒害，那么，麦家真诚地呈现了母亲超出常态的思维轨迹，不免荒谬，但这是一种善意的荒谬。作品主题指向并不全然在于母亲思想的落后，更不是三仙姑式装神弄鬼的利己主义心态。在某种程度上，亲缘叙事的视角决定着这部小说的审美情趣。无论如何，母亲的“信仰”是真诚的，唯其真诚，方能化解“闹鬼”引起的“心结”。向善的精神维度的确立是区分鲁迅、赵树理与麦家同类题材小说的重要标志。“迷信”在麦家叙事中被置换成阴阳对话通道，也是解读命运、诠释悲剧的符码。从精神向度上，姨妈殉情多年后在剃头匠心中激荡出浪漫的心绪，让他通过购买凶宅的方式实现精神上的“相遇”。剃头匠对诗性情感的召唤，母亲对家族亡灵的追寻，皆指向一种情感的呼唤，那是对远去的爱的呼唤，那是对已逝的亲情的呼唤。推理与悬疑，作为叙事策略，接续了麦家谍战叙事的诗学路线。“迷信”作为神秘性、非理性的心理意识活动，在麦家的叙事中并未依托于毫无边际的“虚构”，而是被编织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中，显示了小说叙事的难度。具体来讲，作者赋予小说人物非常态的精神人格，以及一种偏执的生命形态，是麦家在人物构造上的审美特征。神秘氛围的营造与悬疑推理元素的娴熟运用，成为刺激读者神经、提升文本可读性的策略。这无疑是谍战系列的审美惯性所致。
中长篇小说常以故事胜出。然而反例也不少。台湾作家陈淑瑶的长篇小说《流水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就是以日常生活流呈现澎湖列岛民间生存状态的。宁经榕的《暮春》（《广西文学》2023年第5期）同样如此，小说以纯粹的日常化叙事显示了一个“90后”作家的艺术潜质。叙述者是一个离异家庭的男孩，以少年视角讲述家庭琐事。父母离异的原因是父亲买六合彩，这是家庭分裂的导火索。小说以母亲带着妹妹回家拜祖开启叙事，在兄妹对话中透露出妹妹早恋问题。这个问题在小说中写得淡然，而父母见面的情形也是以不咸不淡的笔调来处理的。就像大姑经历了三次不幸的婚姻，如今却孑然一身，同样是常态化的处理。这种淡然的叙述语调是宁经榕所追求的美学效果。然而淡淡的语调中，又不乏感伤主义气息，如写父亲上体校受到不公，以此照见世态。又如写到母亲的手，离家前后都未能脱离“洗碗”的命运，多少注入了叙述者对母亲悲苦命运的同情。宁经榕的叙事让我们感受到小说之“小”的真义，所有“秘密”都在细小处荡开，因而别开生面。
结 语
总的来说，2023年中短篇小说保持着艺术探索的锐气。徐则臣的《中央公园的斯宾若莎》、朱文颖的《唯精神论者》、杨仕芳的《狐狸在夜晚来临》等作品的叙述者皆为“作家”，这不免让我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元小说”写法。但从叙事形态和叙事目标来说，他们的叙事与玩弄“形式”的“元小说”却相去甚远。此类小说对现实和人性的洞穿，体现了新时代作家的务实态度和担当精神。而更年轻一代作家中，宥予的《最好的运气》采用第二人称叙述，宁经榕将中篇小说的故事打碎，以日常叙述流探索中篇文体的潜能，等等，都表明中短篇文体生机盎然的一面。同时我们看到，一方面，部分作品难脱说教意味，未能把创作主体对生活的理解做出较好的艺术化处理，导致作品不堪卒读；另一方面，在编辑的迁就纵容下，部分成名作家懒于推敲叙事逻辑，叙述断裂、生硬拼贴的现象随处可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期刊生态。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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