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教授主持整理的《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公布墓志167方，用丰富的新材料、新个案，拓展文史研究的空间。5月25日将在西安举行以“新材料的整理与利用”为主题的新书分享会，兹谨分享李浩教授所撰《前言》的第二部分，一同穿越时空，触摸有温度的历史细节。 宋·李成《读碑窠石图》本书所收录的是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建馆时所藏墓志，也包括榆阳区文保部门过去征集和收藏的部分文物。 从数量上说，墓志总数是167方。从时间上说，这些墓志从西魏一直到明代。其中西魏、北周2方，隋代10方，唐代144方，后唐1方，宋代1方，金代1方，明代7方，时代不详者1方。 从空间地域上说，这些墓志主要是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的。其中朔方郡夏州统万城附近的18方，其余绝大部分是关中地区的。 从内容上说，志题及主要内容有关宗教人物类的有5方，有关异民族和外族人物的有4方。从亲缘关系来说，志题及主要内容有关父子关系的2方，有关夫妻关系的8方。其中不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如北周的拓跋慎墓志、隋代的梁修芝墓志、唐代的李百药墓志、高崇文和高承恭父子墓志等等。还有反映民族关系、丝路交往的吐谷浑成月公主墓志、回纥会宁郡王移建勿墓志；反映书法艺术的遂州司马常府君墓志的志盖，由著名书法家李阳冰篆额。特别是汉语粟特语双语书刻的《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难得一见，为镇馆之宝。 在全面完成《藏志》整理工作之前，笔者与整理团队的成员曾陆续就部分文献做过一些释读和初步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笔者将个人的部分成果辑录为《摩石录》一书，对收入《藏志》的部分文献做了一些初步申发，因为本文体例所限，下面仅就我个人对部分文献的释读与申发简略介绍：  《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1.《李百药墓志》 《藏志》中有《大唐故宗正卿安平公李府君（百药）墓志铭》，根据此志的记载，以及相关史传资料，可对赵郡李氏汉中房支进行重新阐释，并由丧葬地的变化观察汉中房支迁徙的细节。利用此志可以对李百药的生卒年及年龄重新订正，也可以重新看待李百药的文学创作。 孤立地看，《李百药墓志》仅提供了初唐社会文化政治的部分碎片信息；但若将其与李百药祖父母的墓志（《李敬族墓志铭》《赵氏（兰姿）墓志铭》）联系起来对读，信息量就更大。陈寅恪以赵郡李氏西祖房即李德裕祖孙丧葬地及祖茔所在地分析山东高门大姓的变与不变，我重点讨论李氏汉中房支丧葬地的改变。但若注意到陈氏所选个案在中唐时代，与“唐宋变革论”的宏大叙事相合；笔者所举案例在隋唐之际，似乎与流行的社会政治史叙述模式同中有异。 胡可先、杨琼编《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已据馆藏文物收入此志，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的词条“李百药”也列此志为参考文献。 2.《李偡妻宗氏墓志》 唐代《李偡妻宗氏墓志》一盒，包括志盖和墓志两部分。其中志盖篆体，题为《唐故夫人宗氏墓志铭》，墓志题为《故主爵郎中彭州刺史李偡妻南阳郡君宗氏墓志》。据志文知，墓主人是宗楚客的第二女，与唐代诗人李白有姻亲关系。笔者通过梳理墓志中对宗氏世系的叙述，指出新、旧《唐书》的阙漏。通过墓志对宗楚客的评价与李白诗歌互释，联系对李白赠妻宗氏的作品梳理以及唐代贵族女性崇道风气，对宗氏赴庐山学道事重新阐释，也指出新见文献对深化李白生活与创作研究不无裨益。  邵建和墓志3.《邵建和墓志》 《邵建和墓志》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石刻艺术家邵建和及其家族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细化并深化对唐代刻工及石刻艺术家群体的了解。新出史料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首先，墓志对墓主邵建和的卒年及年龄有确切的记录，可以补史之不足。其次，墓志对墓主的卒葬地的记录清晰准确。第三，墓志对邵建和家族和醴泉邵氏世系有一个简明的勾勒。第四，墓志对唐代石刻艺术名家的简要罗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初唐到中晚唐石刻刻工的简单谱系。但有趣的是，墓志对初唐以来的刻石名家多所提及，唯对同时代的天水强氏家族则不着一字。第五，唐代是中古家族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世胄阀阅类家族逐渐式微，但寒庶技艺类家族的社会地位有了长足的发展。以石刻刻工行业而言，《邵建和墓志》述及的邵建和、邵建初兄弟，以及子侄辈的邵宗异等，即是最好的例证。 程章灿新著《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一书的第三章专门设一节，题为《从新出〈邵建和墓志〉看唐代刻工的身份地位》，也讨论了相关话题。 4.《成月公主墓志》 《成月公主墓志》可与《弘化公主墓志》、《法澄塔铭》对读，对与此相关的吐谷浑研究、唐代贵族女性修佛、长安寺庙研究等进行推展，可得出如下初步的结论：一，成月公主当系吐谷浑诺曷钵与弘化公主所生，为其次女，幼年入长安兴圣尼寺，二十三岁时卒于寺内。二，诺曷钵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仅提及其有三子。又，传世文献对弘化公主下嫁诺曷钵的时间与出土的《弘化公主墓志》不同，笔者以为，应以墓志为准，至少也应该交代分歧，使两说并存。三，成月公主修习的兴圣寺是一个尼寺，但与一般的尼寺似有较大区别，其地理位置在长安外郭城通义坊，距皇城、宫城较近，在政治上与统治阶级高层关系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并任命寺主，在教义上当属华严宗，故寺内有寺主法澄绘制的《华严海藏变》。而法澄圆寂后所葬的马头空，应是将其葬于马头空的窟室内，也就是中古时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瘗窟法。 民族史家周伟洲先生对此文献相当重视，从吐谷浑研究的角度进行了深入阐释。（周伟洲《吐谷浑墓志通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  安优婆姨塔铭5.《安优婆姨塔铭》 《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并序》是一方入华粟特人的塔铭，该塔铭由汉文和粟特文两部分组成，因是征集而来，已经无法复原文物出土地点，且有相当程度的风化磨损，故文物与其遗址的许多信息都无考。 通过汉文部分考释可知，塔铭的主人出于昭武九姓的安国，但已经内迁到凉州姑臧，其族群当属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其居住地长安外郭城群贤坊地近西市，是唐代旅京外族人集中居住区。与常见的粟特人信奉祆教或摩尼教等三夷教不同，据文中“普别二法”“一乘”等概念，联系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史实，征之以新出文献和文物，推测此优婆姨当为三阶教信徒，她虽然是在家修行者，但没有依据世俗的葬法，而是与其他信徒集中在三阶教创始人信行葬地附近埋葬，葬俗或属当时佛教的林塔葬。 塔铭的粟特文部分，我们委托伦敦大学辛维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毕波教授释读整理，初步研究成果以中英文在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分别发表。（毕波、辛维廉《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文献》2020年第3期。） 6.《移建勿墓志》 《藏志》中有《故回纥会宁郡王移建勿墓志》（简称“《移建勿墓志》 ”），笔者在录文整理的基础上，结合已出文物和相关传世文献，对这方墓志与其他新出回纥贵族墓志进行对读，发现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相关的问题上：一是“回纥”与“回鹘”名称问题，二是几位旅居长安回纥人的寿数，三是回纥人在长安的葬地，四是旅居长安回纥人的丧葬资费，五是旅居长安回纥人在长安的居所，六是旅居长安回纥人的身份，七是几方墓志提及唐与回纥贵族的婚姻，八是回纥人墓志的文体特征和写作风格等等。 这一方新出回纥贵族墓志的内容极丰富，与此前出土的多方墓志的关系也极密切，但不少问题颇复杂，需要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笔者较早看到这组新文献，希望能引起相关领域专家的关注，作出更专精更深入的成果，用新史料和新文献推进回纥（鹘）史的研究。 以上列举了《藏志》所收的6组新材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原汉族士人的墓志，另外一类是古代少数民族及入华外族人的墓志、塔铭，与史家陈寅恪所谓“塞表殊族”有关，属于当代所谓中西交通、西域学或丝绸之路研究。从性别上看，宗氏夫人、安优婆姨、成月公主是女性，其余则为男性。  王昶《金石萃编》关于碑志等新史料的价值和意义。王昶《金石萃编自序》中说：“宋欧、赵以来，为金石之学者众矣。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会萃，核其异同，而审其详略，自非辁材末学能与于此。且其文亦多瓌伟怪丽，人世所罕见，前代选家所未备。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对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亦当作如是观。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亦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寅恪此文写于二十世纪前半叶，故特标举敦煌学。 饶宗颐《法国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引言》一文中则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前贤论之详矣。”《藏志》又为文献渊薮的第五大类史料即“碑志之文”增加了一百多方新品。 在我看来，继王国维、陈寅恪之后，将新材料、新问题、新工具、新观点、新学风与学术预流、构建中国学派谈得最透彻的要推傅斯年和贺昌群两位前贤：  傅斯年先生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在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故当确定旨趣，以为祈向，以为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此项旨趣，约而言之，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贺昌群先生大抵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风，一番新史料的发现，必有一番新学问的领域，能够站在新学问的领域中利用这番新材料，就是学术上的前驱者，陈寅恪先生称此为“入流”，反乎此而不闻不问，自以为坐井可以观天者，谓之“未入流”。但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贺昌群《历史的新途径》） 王国维总结宋代金石学研究的经验：“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本书对所收碑刻的录文整理和部分墓志的初步研究，秉承并发挥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往复互证”的原则，同时采用新文物之间“比较互见”的方法。目前所做的工作，犹如地质勘探中试钻的岩石取样，野外采集中的标本展示，不能代表全部。但管窥蠡测，也可以让大家对馆藏文物的整体多一份向往。奇物共赏，疑义相析；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能引起更多同道的关注。 碑志研究涉及到古人对冥界立体多元的规划设计和营造制作，其中既有观念层面的，也有技术层面和材料层面的，还有艺文美术层面的，与现代的医养学、死亡学、宗教学、规划学、建筑学、美术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材料科学等息息相关，关涉“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的“大事因缘”，是尚未被广泛重视的学术富矿，期待更多有识之士的科学挖掘和深入研究。  考古发掘现场中国古代史学科对于考古具有天然的敏感性，考古与史学的融合顺理成章。近年来，艺术史学科因为图像学、空间叙事学，对考古学的介入越来越深入。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过去仅从史料和文献整理角度关注考古新发现，本书主要也是这一方面的努力。但从大遗址及现地的角度，同步跟进考古学的新进展，缩短时间距离，立体全息地及时追踪考古学的推进，仍然任重道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对新材料的“预流”，不仅仅要关注有限的文字文献，而且要着眼整个遗址与地下空间，不仅仅是为了对接今日之跨学科及交叉学科，更是为了致敬传统的金石学。 “疑陵谷之易迁，刊金石之难改。寄万古而扬名，托流芳于千载。”（《隋关明墓志》）我们的目的异于是，意在通过对这批新文献的录文整理，为中古隋唐历史、社会、文学、艺术包括丝路文化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新材料、新个案，拓展文史研究的空间，因为新出文献中仅仅人物传记部分就“数倍于两《唐书》纪传人物的传记资料”。（ 胡戟《〈珍稀墓志百品〉序》）并希求藉整理《藏志》，穿越漫长幽深的时间和空间，触摸有温度的历史细节，考察重要事件的发生现场，聚焦古人对死亡的情礼百态，调整因史料缺乏而板滞的宏大叙事，细化并深化有更多高清像素的历史图景。我和团队成员为有这样的历史际遇而庆幸，也希望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如傅斯年先生所云，“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本文系《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前言的第二部分，标题为编辑所拟）百余品隋唐墓志首次公布，图版、释文相配， 集资料性、文学性、艺术性于一书。 墓志中颇多精品，其中不乏李阳冰、皇甫阅、董景仁、张楚昭等众多名家手笔，兼具书法艺术史的价值。 此次汇编出版，公布了全部拓本图版，并对每方墓志、志盖作了释文、标点，以便读者参考利用。 作者简介李浩，陕西靖边人，文学博士。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唐代文学研究》主编等。著有《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氏族研究》《唐诗的文本阐释》《摩石录》等学术著作。 目 录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