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维多利亚时代，大清帝国锁闭的门户，最先是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的。两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可以说中国人备受大英帝国为首的外国列强的欺辱，逐渐从封建保守的旧制度中，一步步觉醒起来，向工业化的社会过渡。翻阅《图像》所收的四百幅插图，“他者”眼中的“我者”，大多不是被漫画化的丑陋形象，而是符合历史情境的实际写照。撇开英国人参与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报道（如图325《在上海兵工厂焊接大炮》、图333《在宁波的中国炮兵》等等）不论，读者可以从图185 《中国画家》和图354《中国海关总监罗伯特赫德爵士在其私室》两幅插图，来体察“我者”与“他者”相互关系。前者刊于1859年4月30日，描绘的是香港一家画室，三位中国画家掌握了外销画所需要的中西绘画技术和题材，各显所长，画室门口还有两位外籍人士，其中一位或是画家沃格曼本人，当时新闻画家自身入画习以为常。后者绘于北京，在1891年9月19日刊出，此时这位英国爵士已任清海关总税务司一职满三十年，晋升为清朝的一品大臣。而他的私室内，另有两位中国人，一前一后，襄理其事。这些“我者”的正面形象，从艺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正在准备步入国际社会的舞台。 这样的“我者”形象，在欧美其他媒体的插图中并不多见。我们不妨用《美国看中国：美国有关中国的形象历史变迁》（美国理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来作比较，看看在 “中国形象”变迁的三个阶段中第二个阶段（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书中引述美国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 （Thomas Nast） 1871年2月18日在《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上刊出的插图，呼吁“住手，绅士们！美国意味着对所有人讲究公平”。画面上蜷缩一隅的华人，在排华的叫嚣声中，处境岌岌可危（插图二）。《哈珀周刊》的主要插图者、著名画家温斯洛·荷马（Winslow Homer，1836-1910）于三年后的3月7日刊出《纽约唐人街娱乐所》，呈现的还是一组在祖先和宗族牌位前打麻将、抽大烟的负面形象。对比《图像》图302于1875年1月23日刊出辛普森所绘《旧金山的华人》，我们注意到，荷马画笔下的“中国图像”，不如英国特派画家来得公正和全面。这显然是因为辛普森等人作为“他者”对于“我者”有更多的介入。 对于这种介入，历史的观察很有必要。曾经出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的岭南诗人潘飞声，曾经在1895年12月26日《华字日报》刊出《论报馆主笔宜出洋游历以增见识》，做出客观的表态。通过比较德、法、意的报馆主编游历各国的资历，他认为中国的报人必须走出国门，以获取第一手的国际知识和新闻。他根据自己1887-1890年担任德国东方学院广东教习的宝贵经验，撰写社论、针砭时事，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方方面面，提出独到的见解。在这个时期，上海、北京等地的大众媒体，在认识“我者”的同时，不断地引进“他者”的观点，相互参照，彼此发明。在“他者”的观点中，图像的作用也越来越举足轻重。《图像》图295 所录1873年9月13日《北京街景》，街上铺面挂出“伦敦纽乎斯”的市招；图298所录1873年11月22日《上海一舢板》篷内贴满《伦敦画报》插图的状况，就传达了有趣的信息。于是《点石斋画报》作为《申报》的赠刊，从1884年开始，刊行了多年。《图像》图380 所录1894年10月6日刊出《东亚战事》四幅中国画，就取之于彼。这一图像的互换，至少说明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点石斋》借鉴西画透视法和欧美大众传媒的开放态度；二是《伦敦画报》对这种开放态度的回应与认可。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说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十多年前，黄时鉴先生整理出版了爱汉者等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 1997年），那是1833年8月1日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标志着该产业正式在中国诞生。如今，《图像》又向中外历史学家介绍了一部珍贵的中国近代史图像集，和2006年英国学者编撰的《日本与伦敦画报：1853-1899年的完整记录与报道》，堪称东方学研究资料中的双璧。 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历史学家，如罗振玉、郭沫若、童书业、陈高华等，通过从器物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对艺术史的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而黄时鉴教授近年来的一系列出版物，同样对艺术史家有直接的帮助。根据对中外关系史的多年考察，他将具体事物、语言文字和艺术形式三者作为有机的整体，并在不同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展现其相互的联系。《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就是这样的范例，使图像与历史融合在一起，而“我者”也借助“他者”的界定而变得更加自觉，反之亦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