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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画报》曾是西方大众传媒中独领风骚的权威性读物。只要从近三四十年英国史学家的研究，便可以表明该画报是构成大英帝国近现代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从伦敦画报插图所见1865-1897年间作为热点新闻的历史》（1973年）、《伦敦画报所见维多利亚时代不列颠社会史》（1975年）、《伦敦画报所见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与工程学》（1993年），诸如此类，均可以用英国学者彼得·辛那马（Peter Sinnema）1998年的专著书名来加以概括：《插图的活力：伦敦画报所表现的一个民族》。试想，离开了“艺术之书”，英国的历史将会变得多么苍白逊色。 在此文脉之中，黄时鉴先生收录了该画报刊出的四百幅关于中国的图像，包括有关中国的事件（如图51，1851年8月30日《女王陛下在奥斯邦宫接见中国家族》）和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场景[如图132，1858年2月27日《中国妇女在阅读（伦敦画报）》（插图一）]。扩而大之，在界定 “中国图像”时，黄时鉴先生在《图像》序言中将其置于欧美文化中这一图像生成、演变的参照系，由此强调其历史价值，“就中国图像的刊载而言，内容之丰，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伦敦画报》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伦敦画报》作为欧美传播“中国图像”首屈一指的媒体，靠的是一批插图画家的生花妙笔。对这些在中国境内旅行写生的艺术家，黄时鉴先生以浓重的笔墨作了渲染。为了争取第一时间的现场报道，沃格曼、小伍德维尔、辛普森这些特派画家，仿佛今日BBC、CNN等新闻网的记者，直接反映其在华的见闻。大到国内、国际间发生的突发事件，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靡不采录，亦使异国的风土人情，历历在目。对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众多的读者而言，他们个人的观察与感受，有如专栏作家的文字一样，有着特殊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伦敦画报》从问世之时起，便和摄影技术一同发展。从《图像》所收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风景插图看，带有摄影的直接影响，因为商业摄影在中国的主要沿海城市已开始流行。然而，彼时《伦敦画报》的“中国图像”，依旧采用木刻版画的形式，保持了维多利亚时代插图艺术的鲜明特色。  插图二：《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上刊出的关于中国人的画面。（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他者”眼中的“我者” 《图像》和黄时鉴先生此前选编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都是记录十九世纪的中国，但两者在观念和风格上，却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差异。现藏美国皮博迪博物馆的那四百六十幅广东外销画稿，通过官私合营的“广东十三行”的窗口，由“我者”向“他者”展示民生百业的“中国图像”，旨在增进中西商贸活动。而《图像》收录的内容，对中国读者而言，呈现的则是“他者”眼中的“我者”，其着眼点远远超出了既往的商贸交流。作为维多利亚王朝扩张历史的实录，《图像》除了其史料价值之外，还同时体现出十九世纪中后期“进步”的历史观念。这对中国读者认识“我者”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演变，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