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伟，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儿童与青少年文学翻译研究中心教授
    维多利亚时期及其前后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在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时代语境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读者对象、共同价值取向和相似艺术追求的文学共同体，具体包括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三类童年叙事、女性作家的童话叙事、少年校园叙事、少年历险叙事。
    一、引言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异军突起，发表的名篇佳作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叙事文类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足以令世人瞩目。此后，学界公认这一时期为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只是在时间划分上略有分歧。然而在论及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成就时，批评家关注的目光和评价的重点往往倾斜在幻想叙事文类上，而对其他叙事文类则关注不够。作为英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和史学研究及书目学权威之作，哈维·达顿（F.J. Harvey Darton）的《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Five Centuries of Social Life，1932）根据翔实的史料对英国儿童图书创作、出版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及发展进程，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经典的出现与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
    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的《秘密花园：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研究》（Secret Gardens：A Study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1985）对1860年至1930年出现的杰出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的专题考察，认为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活动形成了涉及相似思想观念和主题的模式。卡彭特在书中重点阐述的是，在这一“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作家选择儿童小说来作为自己描写社会和表达个人梦幻的载体。.彼得·亨特（Peter Hunt）主编的《插图版英语儿童文学史》（Children’s Literature：An Illustrated History，1995）是一部按年代和创作类型编排的通史类论文集。它重点探讨了英国儿童幻想小说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等因素。书中第六章题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诞生”，论述了维多利亚时期至爱德华时期的代表性童话小说作家及其创作的开拓性艺术特征。.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nders）的《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2000）是一部深受评论界赞誉的开放、精到的英国文学史。在第七章“维多利亚鼎盛期的文学：1830至1880”中，作者对刘易斯·卡罗尔（两部“爱丽丝”小说的作者）和爱德华·利尔（《荒诞歌谣》的作者）这两位作家创作的艺术特征进行了专门论述。桑德斯指出“爱丽丝”小说始终充满反转、推测、激变和梦想等因素；两部“爱丽丝”小说呈现出一种探索荒诞的快乐，因为荒诞就像镜子一样，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他认为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标志着“一种富于智力和奇想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是鉴赏力变革的最显著的结果。.而这种阐述代表了英国主流学界的价值取向，即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学经典纳入英国文学正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约翰·里凯蒂（John Richetti）主编的《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2005）是英国小说发展史研究的权威论文集，体现了20世纪末英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价值趋向。其中罗伯特·波尔赫默斯（Robert Polhemus）的文章《刘易斯·卡罗尔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儿童》（Lewis Carroll and the Child in Victorian Fiction）将幻想文学与童年书写联系起来，阐述了小女孩爱丽丝这一人物具有的划时代的重要文化意义，以及爱丽丝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儿童主人公，是如何与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小说家（如狄更斯等）所呈现的儿童主人公和童年相关联的。.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的《维多利亚人》（The Victorians 1830-1880：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8.，2007）是一部新颖独特的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史，以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为主线，深入考察了1830年至188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英国文学的总体特点和客观成因。论著尤其对达尔文和科学发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行了深度阐述。事实上，达尔文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成人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更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戴维斯还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Fairy Tales and Fantasies），探讨了它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话语价值。戴维斯将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纳入维多利亚文学史体现了一种突破，一种新视野和新认知。综上所述，评论家对维多利亚时期异军突起的儿童幻想文学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写实性青少年文学叙事关注不够。换言之，学界对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的史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对写实性叙事文类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写实性文学叙事和幻想性文学叙事构成了一个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研究者应当全面系统地将这一时期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贯通起来，通过共时性方法进行整合研究。
    二、重返童年：三种叙事走向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三种童年叙事。在维多利亚时代，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在内的英国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思想引发了深刻的宗教和信仰危机。在地理、生物和历史科学的新发现面前，正统神学节节败退。英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激烈震荡引发了大多数维多利亚人的迷茫、痛苦乃至各种精神及信仰危机。从总体看，当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深刻的信仰危机成为维多利亚人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迁与动荡催生维多利亚人“重返童年”的愿望，推动了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兴起。19世纪中期以来，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童年叙事成为作家们对抗社会剧变和精神危机的表达方式。众多著名作家怀着追寻童年的心态为孩子们写作，或者就以少男少女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推动了童年叙事的兴起。
    1．以狄更斯的“苦难题材”小说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童年叙事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影响也最大的小说家之一，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大力开创了现实主义的童年叙事。这一童年书写的原动力来自他本人受到至深伤害的童年经历。狄更斯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捕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多种多样的童年和人生。作者透过表面的繁荣和“进步，”撕开其温情脉脉的面纱，直笔书写社会现实的冷酷无情，大力开拓了“苦难童年”的叙事领域，但他的大多数小说的浪漫结局呈现了狄更斯式的人文主义温情，给读者留下了希望之光。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重大社会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结构中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两个民族”的相互对立。.而对童工的剥削更是英国历史上“最可耻事情之一”。狄更斯令人难忘地描写了英国中下层社会种种触目惊心的贫困生活，揭示了儿童作为拜金主义社会的牺牲品所承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苦难。从儿童文学史意义看，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等所讴歌的儿童形象转化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主人公，狄更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事实上，从《雾都孤儿》（Oliver Twist）的发表到《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问世的25年间，狄更斯笔下所呈现的那些历尽磨难和坎坷人生的儿童群像（如奥利弗、耐尔、董贝、蒂姆、匹普、小杜丽、科波菲尔等），无不铭刻在无数读者的头脑之中。有人说，如果要向广大英国文学的读者做一项调查，问他们对英国文学作品中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那么这就是最可能得到的回答之一：济贫院里，饥肠辘辘的孤儿奥利弗手捧粥碗哀求道：“可以吗，先生，我还想再要一点！”狄更斯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捕捉和书写剧烈动荡时代社会底层产生的各种焦虑，以及形形色色的苦难童年和变动不居的人生。而对于19世纪以来的英国儿童文学叙事，狄更斯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对于少年儿童人物的倾心描写，对于现实主义的苦难童年题材的大力开拓。相对于狄更斯笔下英国城镇少年儿童的苦难命运，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等作家则通过乡村童年书写，如《捡橡果的孩子》（The Acorn Gatherer）等，表现了这一时期英国乡村儿童在工业化进程中陷入的凄惨生存处境。
    2.“奇境漫游”：幻想性童年叙事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代表着维多利亚时期幻想性童年叙事的异军突起。通过以幻写实的童话艺术，作者讲述了天真淳朴而且具有常识判断的小女孩爱丽丝独自一人在奇境世界和镜中世界的荒诞生活经历，创造性地拓展了传统童话叙事的表现空间和哲理容量。就创作过程而言，“爱丽丝”故事秉承了口传童话故事的民间文化因素（现场型，亲密性，互动性），体现了它与传统童话的血脉关系；与此同时，这两部作品又通过作者的卓越才思和文字加工获得了独领风骚的艺术升华，这两者的结合在特定意义上体现的是历久弥新的童话本体精神与现代小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耐人寻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小女孩爱丽丝通过卡罗尔的童话叙事成为永恒童年的象征。恰如作者在其童话小说的扉页题诗中所言，他的两部“爱丽丝”小说是奉献给儿童，奉献给人类童年的“爱的礼物。”通过小女孩“漫游奇境”之幻想性童年叙事，卡罗尔的想象力得到激发和释放，而且他也通过卓越的幻想性童话叙事捕捉和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充满矛盾的希望和恐惧，表达了荒诞文学叙事所蕴涵的希望改进现实的童话乌托邦意愿。以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为代表的幻想性童年叙事作品前所未有地冲破了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在英国儿童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刻板写实之藩篱，颠覆了那些恪守“事实”，坚持理性说教的儿童图书的写作教条，推动了张扬幻想，追求快乐奔放天性的幻想儿童文学叙事主潮的兴起。
    在这一时期，童话小说的创作蔚然成风，出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深受少年儿童读者喜爱的名篇名著，引领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F.E.佩吉特（F.E. Paget）的《卡兹科普弗斯一家的希望》（The Hope of the Katzekopfs，1844）；罗斯金（John Ruskin）的《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1851）；萨克雷（W.M.Thackeray）的《玫瑰与戒指》（The Rose and the Ring，1855）；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水孩儿》（Water Babies，1863）；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奇境漫游记》（Alice in Wonderland，1865）和《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Alice’s Adventures in the Glass，1871）；乔治·麦克唐纳（Gorge Macdonald）的《乘着北风遨游》（At the Back of North Wind，1871）、《公主与妖怪》（The Princess and Goblin，1872）、《公主与科迪》（The Princess and Curdie，1883）；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它故事》［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1888，包括《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自私的巨人》《忠诚的朋友》和《神奇的火箭》］和《石榴之家》［A House of Pomegranates，1891，包括《少年国王》《小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和《星孩儿》］；约瑟夫·拉·吉卜林（J.Rudyard Kipling）的《林莽传奇》（Jungle Books，1894-1895）和《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so Stories，1902）；贝特丽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兔子彼得的故事》（Peter Rabbit，1902）；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五个孩子与沙精》（Five Children and It，1902）、《凤凰与魔毯》（Phoenix and Carpet，1904）、《护符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mulet，1906）和《魔法城堡》（Enchanted Castle，1907）；约翰·巴里（John Barrie）的《小飞侠彼得·潘》（Peter Pan，1904）；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1895）、《梦里春秋》（Dream Days，1898）和《柳林清风》（Wind in the Willows，1908）等等。
    3.科学家达尔文的“自传式”童年叙事
    1831年，22岁的达尔文参加“小猎犬号”科考航行；1859年，在犹豫和等待了22年之后，50岁的达尔文发表了震撼世人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87年，78岁的达尔文发表了《达尔文自传》。长期以来，在清教主义观念主导下，坚持道德训诫的儿童图书在英国一直是绝对主流趋势。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新思潮颠覆性地撼动了基督教有关上帝与世间众生关系的不二说法，对于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兴起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有关文献表明，达尔文学说直接影响和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对于刘易斯·卡罗尔，那些荒诞的、难以理解的异己力量和异化现象成为他探索幻想奇境的重要写作推力。另一位作家查尔斯·金斯利在《水孩儿》中就糅合了进化论思想（加上作者所了解的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和基督教精神，体现了宗教感化因素与文学想象的结合。阅读这一时期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如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巴里的《彼得·潘》、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波特的《兔子彼得》、以及本内特的《秘密花园》等等，都能发现达尔文思想的直接影响。从总体看，惊世骇俗的进化论对维多利亚时期作家们想象力的推动是无以替代的。从《物种起源》（1859）的发表到《柳林风声》（1908）的出现，时间见证了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达尔文自传》（1887）本身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童年叙事之一。它讲述科学家的童年，包括童年往事和回忆、出海科考的历程、对家族名人的记述。既是生动翔实的童年记忆，又呈现出想象的世界、奇迹的世界，具有双重影响。在普遍意义上，它为少年儿童提供的启示包括：“1）培养好奇心；2）发挥你自身的优势；3）对未知的新奇事物持开放态度；4）尊重传统，但敢于挑战现存范式；5）要走出去，才能有所发现。” .而在文学意义上，《达尔文自传》所描述的科学家的童年俨然成为一个追求知识、追求信念和实现希望的文学新大陆，值得关注和追索。无独有偶，1885年见证了另一本童年传记《那些功成名就的穷小子的童年故事》（Lives of Poor Boys Who Became Famous）的出版，其扉页上题写着散文家、诗人拉尔夫·爱默生的题词：“恰当地说，我们没有历史，只有传记。”.而哲学家、文论家托马斯·卡莱尔的题词是，“只要是忠实的描绘，人类的画像乃是人类殿堂里所有画像中最受欢迎的。” .这本传记讲述了发明家瓦特、音乐家莫扎特、学者约翰逊、作家哥尔德斯密、科学家法拉第、政治家林肯等28位出身穷苦的名人们的童年故事，从另一维度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童年的关注。
    三、卓越的贡献：女性作家的童话叙事
    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以来，英国女性童话作家异军突起，她们的创作构成了该时期童话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为英国童话小说突破道德说教的藩篱，为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做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这批女作家包括伊迪丝·内斯比特、贝特丽克丝·波特、萨拉·柯尔律治、凯瑟琳·辛克莱、弗朗西斯·布朗、安妮·伊莎贝拉·里奇（作家萨克雷的女儿）、吉恩·英格罗、马洛克·克雷克、莫尔斯沃斯夫人、朱莉安娜·霍瑞肖·尤因、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艾丽斯·科克伦、玛丽·德·摩根、哈里特·路易莎·蔡尔德－彭伯顿、露西·莱恩·克利福德和伊芙琳·夏普等等。从民俗文化的视野看，女性与童话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密切联系。就性别特征而言，女性内心生活的丰富多姿使她们的想象更为细腻、生动。女性童话作家在创作中对具象性的生活画面尤其敏感。而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由于置身于一种性别歧视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作家有更多的精神诉求和情理表述，有更充足的理由去寻求对心灵创伤的慰藉，对社会不公的鞭挞，有更急迫的需求去获得自我生命的超越，去构建一个理想的童话乌托邦。从文学表达的意义上，女性童话作家特有的敏感和直觉的性别感受使她们更具有细腻而浪漫的审美想象，更具有自如地讲述童话故事的“天赋”才能。她们对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困惑和痛苦有着不同体验，更渴望道德关怀、审美情趣和天伦之乐，更需要诉诸奇异的想象。
    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女儿萨拉·柯尔律治创作的《凡塔斯米翁》（1837）是以斯宾塞的《仙后》为范例而创作的，充满浪漫传奇色彩，讲述帕姆兰德国王凡塔斯米翁的历险故事。小说中出现了爱情与阴谋、寻找与搏斗、正邪之间的生死较量，还有超自然精灵的介入等因素。朱莉安娜·霍瑞肖·尤因的《地精布朗尼和其他故事》（1870），由著名插图艺术家乔治·克鲁克尚克为该书配画。其《怪魔求婚记》（1871）讲述的是少女莫莉智胜强占民女的恶魔的故事。当怪魔前来求婚之际，莫莉利用怪魔贪婪无度和爱占便宜的心理特点，答应嫁给怪魔，同时要求怪魔在婚前完成两个任务，以便婚后好好地、“节俭地”在一起过日子。在完成莫莉交代的婚前准备工作的过程中，怪魔备受折磨，吃尽了苦头，而且身体也被冻坏了，最后他选择了逃跑，以逃避他的“未婚妻”。作者在故事中采用了许多口传民间故事的母题因素，而且在叙述中对于生产劳作和居家度日的细节描写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当地英国乡村生活的画面。
    在这一时期的女性童话作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伊迪丝·内斯比特。她不仅推动了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童话小说创作的持续发展，而且对20世纪的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代表作包括《五个孩子和沙精》（1902）、《凤凰与魔毯》（1904）和《护符的故事》（1906）系列，以及《魔法城堡》（1907）、《亚顿城的魔法》（1908）、《迪奇·哈丁的时空旅行》（1909）等着重表现跨越时空题材的儿童幻想小说。《五个孩子与沙精》（1902）是描写同一集体主人公（一户人家的五个孩子）的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随后的两部是《凤凰与魔毯》（1904）和《护符的故事》（1906）。在这些故事里，孩子们通过沙精神奇但有所限制的魔法而经历了奇异的人生境遇，体会到了各种改变带来的欣喜、震惊、惶恐、懊悔等情感，从而获得了对生活的更多理解。内斯比特童话小说的经典性因素可以表述为：（1）通过作为集体主人公的孩子们的视野，通过呈现他们的家庭环境及其心理活动，作者真实而艺术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期少年儿童的生活图景，可以使读者毫无障碍地认可这一图景的真实性，并且进入主人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2）通过敞开时空阀门预设了广阔的历险和认知空间。从作者生活的时代出发，从此时此刻的当下进入其营造的童话乌托邦世界，也可以回到过去，回到远古，或者进入“最近的未来”及遥远的未来。也是人类认知的包容性特点，既可以回到过去的历史时空，也可以前往未来的时空，极大地拓展了儿童幻想文学的活动天地，揭示了内斯比特童话世界的包容性特点。（3）通过幻想文学的方式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评，表露了作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
    四、新时代的成长问题：少年校园叙事
    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突飞猛进，新的科学发现不断涌现，国力的强盛使英帝国得到急剧扩张。在此背景下，猛然增长的知识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教育问题都显得急迫起来。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对帝国热情的培养和对善良、诚实、勤俭等品质的引导，逐渐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教育理念的基本共识。在英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中，公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就表现学校生活的校园小说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叙事，还是幻想性叙事，都是主人公从年幼无知走向身体和心智成熟的成长叙事。
    早期的英国校园小说或者说描写过校园生活的小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儿童文学作家萨拉·菲尔丁（Sarah Fielding）的《女教师》（The Governess，1749）。随后有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的《科洛夫顿的男孩们》（The Crofton Boys，1841）等作品问世。查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合写的《莱西丝特夫人的学校》（Mrs Leicester’s School，1809）是描写发生在学校里的故事的短篇小说集，而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1847），狄更斯的《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50）等作品已出现对英国学校的状况和校园生活的生动细致的描写，而且这些描写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学校教育状况的关注。
    随着时代语境的显著变化，英国校园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具有很高文学艺术性，而且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的经典文本，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家包括托马斯·休斯（Tomas Hughes，1822-1896）、 弗雷德里克·W·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1831-1903）、塔尔博特·B·里德（Talbot Baines Reed，1852-1893）和约瑟夫·拉·吉卜林（J.Rudyard Kipling，1865-1936）等人。
    从19世纪中叶以来，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英国进入了一个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与过去相比，民众的收入总体上得到较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父母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对于这样的家长，将自己的男孩送进寄宿学校，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失为一种时尚而有效的做法。在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各地设立的公立学校数量急增，从1841年至1900年，短短的40年里就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多。时代的变化也使学校的教育实践发生了很大的改进。当然，传统的宗教精神仍然需要重点维护，最大的变化在于锻炼学生体魄的体育运动的设立和体育精神的培养。1870年通过的教育法案强调要为所有适龄群体提供初级教育。这一法案的实施促进了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客观上增加了英国社会不同社会群体中校园小说的潜在的读者数量。从1880年开始，出版商致力于向公众推出有关“校园故事”的广告。而在英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中，英国公学（本质上仍然是私立学校）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们开始在校内鼓励各种类型的运动，把运动当作培养学生遵守秩序和纪律的一种方法。教育家认为这不仅能为精力充沛的男生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宣泄体力的活动方式，而且有利于引导他们远离对抗社会，或违反道德的个人行为。此外，体育科目的设立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另一方面那些集体项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这对于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的大英帝国希望国民具备对外协调一致的帝国团队意识也是相吻合的。在这一进程中，许多公学的校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托马斯·休斯创作的校园小说《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Tom Brown’s School Days）讲述一个名叫汤姆·布朗的男生在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任校长的拉格比公学的校园生活及成长经历。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该书在1857年出版后的当年就重印了四次，以后更是持续重印，时至今日。这部作品用写实性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阿诺德校长的教育活动的影响和布朗在学校求学期间的经历。该小说从第二章开始讲述汤姆进入拉格比公学后的生活与学习经历。作为新生，他经历了在新坏境遭遇的种种考验。他加入了足球队，并且参加了学校里的其他活动；他勇敢地应对受到的欺凌；在参与各种校园活动的过程中，他与好友哈利·伊斯特遇到一些麻烦，遭遇了误解。后来汤姆的宿舍来了一个内向羞怯的新生阿瑟，这让汤姆产生了某种责任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经过了在拉格比公学的求学岁月之后，作为拉格比公学的足球队队长，汤姆·布朗在身体和心智方面都成长起来。《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对人物的刻画生动细致，具有浓厚的学校生活气息。书中描述的学校生活场景和经历是许多学龄孩子所熟悉的，尤其是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所关注的集体生活环境中的友谊、友情，以及如何处理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培养团队意识，如何应对成人的权威等因素，都能够唤起读者的呼应与共鸣。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生汤姆·布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我们会联想到20世纪英国女作家J.K·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度过的峥嵘岁月——事实上，英国的校园叙事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哈利·波特所在的魔法学校与现实生活中的学校非常相似，采用七年学制，实行学生寄宿制。在圣诞节期间，学生可离校返家，与家人团聚，也可留校过节；暑假期间所有学生必须离开学校，进入现实生活。无论是维多利亚公学里的少年汤姆·布朗，还是魔法学校里的男生哈利·波特，主人公都通过各不相同，又十分相似的方式尽情享受着富于生活气息和戏剧性冲突的校园历险行动，故事就发生在人们熟悉的课堂教室、礼堂、食堂、宿舍、图书馆和运动场等。同样，写实性的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力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无愧为引导主人公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校园叙事，还是幻想性的校园叙事，它们都是作为少年的主人公从年幼无知、混混沌沌的生命阶段走向身体和心智成熟的成长叙事。
    五、帝国殖民和新世界的吸引力：少年历险叙事
    与英国校园小说一样，英国儿童与青少年历险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取得了最重要的物质成果，也产生了最深刻的社会影响。先后出现的以瓦特蒸汽机、莫兹利车床、惠特尔喷气式发动机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这使得英国从海外获取资源，获取原材料显得更为紧迫。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等原有殖民地的控制外，又以非洲为重点，与其他欧洲列强开展殖民地的争夺。到1897年，英国实际统治的区域已比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扩大了四倍，占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号称“日不落帝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国内的通讯报道变得更加便捷，同时价格低廉的报刊变得越来越普及，英国公众对于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也更加了解，更受鼓舞。随着英国海外殖民地的扩大，每年都有大量英国公民移居海外，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们自然受到他们父辈对于大英帝国的热忱，期待着离开学校后到海外殖民地工作，或者经营商贸、或者加入英国驻外军队服务、或者作为公务员到殖民政府机构任职。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也需要培养青少年的帝国意识和行动能力，吉卜林当年在德文郡就读的“联合服务学校”就是一所旨在帮助男孩们通过军队的测试，使之能够前往印度等海外殖民地服务的学校。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迅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海洋军事强国，海外扩张进入高潮期。大英帝国在印度、加拿大的殖民成果，海军统帅纳尔逊（1758-1805）和反法同盟联军统帅之一的威灵顿将军的赫赫战功与业绩令英国人倍感振奋，爱国热情和帝国意识空前高涨。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注重行动与男子汉气概的历险小说自然得以繁荣，而令人振奋激动的历险故事也大受欢迎，非常流行。整个英国的社会和文化机制都鼓励男孩和女孩去阅读历险故事，而且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像他们一样的少年，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一方面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是儿童与青少年对于历险的渴望和对历险故事的喜爱，这两方面的因素合力推动了维多利亚时代儿童历险小说的繁荣和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出版形式的多样化，登载民间故事的廉价小书成为流行的大众阅读方式［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随着报纸印花税（1855）和纸张税（1861）的取消，书刊的出版发行成本进一步降低，促使更多廉价书刊出现，使得当时英国社会的工人阶层等下等阶层也能够成为书刊的消费者］。而儿童与青少年读者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更加引人注目。有关国会爆炸案的盖伊的故事，以及1820年约瑟夫·瑞兹逊编辑出版的一卷本《罗宾汉歌谣集》等，都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1812年出版的《瑞士的鲁滨逊一家》（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于1814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传奇小说拓展了英国历险小说传统的疆域，惊险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海外的异国他乡，也发生在本土的历史长河中，针对儿童读者的改写本相继出版。许多作家不由自主地瞄准了儿童图书市场。阿格尼斯·斯特里克兰（Agnes Stricland）创作了《相互竞争的克鲁索》（The Rival Crusoes，1826），又名为《海难》（Shipwreck）。安尼·弗雷泽·泰特勒（Anne Fraser Tytler）创作了《莱拉》（Leila，1833），又名《岛屿》（The Island），这两部小说讲述的都是鲁滨逊漂流历险式的故事。霍夫兰夫人（Mrs Hofland）创作的《被人偷走的少年》（The Stolen Boy，1830）设置在异国背景地，讲述少年曼纽尔被来自德克萨斯的红种印第安人掠走关押后机智逃脱的故事。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创作了《农夫与王子》（The Peasant and the Prince，1841）和《内奥米》（Naomi）又名《在耶路撒冷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Jerusalem）。以及J.B·韦布夫人（Mrs J.B.Webb）创作的发生在过去的历险故事。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英国儿童历险小说的创作迎来新的创作高峰。在当年流行的历险小说中，仅乔治·亨蒂的作品每年都要发行15万本。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主要出版社，如布莱克特、尼尔逊、朗曼、麦克米兰和J.F·肖等都致力于出版历险小说。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历险小说作家有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托马斯·里德、威廉·金斯顿、乔治·亨蒂、罗伯特·史蒂文森和赖德·哈格德等人。
    自《鲁滨逊漂流记》以来，英国历险小说的传统元素包括：异域风情、追寻和创造财富、开拓蛮荒之地，教化野蛮的土人、白人用现代技术（火枪）加上语言和宗教对土人进行控制等等。就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故事的叙事特征而言，作者往往将可能发生的事情与异乎寻常的事情融合起来。历险故事的核心就在于惊险刺激，但这些惊险的事情又必须建立起可信性。主人公通常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十几岁的少年，要么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要么就是一个小旅馆老板的儿子等等。这样的主人公既非聪明过人、出类拔萃，也非愚昧无知、呆头傻脑，但他总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勇气和决心。在故事的开端，主人公往往由于家庭冲突或别的什么原因而离家出走，去寻求财富和好运。在史蒂文森的《诱拐》中，主人公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踏上了寻找其他亲人的旅程，从而遭遇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历险故事的背景地一般设置在远离故国的异域他乡。此外，会有一个陪伴者跟随在主人公身旁，或者主人公随身带着一件特殊的礼物，如一张地图，一件武器，或者能够帮助他学习掌握其他语言的工具等。故事中的主人公通常会遭遇危机或险阻，如沉船、海难、被劫持、受到食人生番的袭击、遭遇背叛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两种力量之间必然爆发的一场激战将是故事的高潮部分。与早期的同类小说相比，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小说更注重对于道德责任和刚毅精神的推崇；宗教性的说教已经淡化，而是将英国国教福音派信奉的“强健的基督教”观念和高涨的帝国意识结合起来，更注重展现英国白人的美德与品质，如诚实、忠诚、坚毅、足智多谋、处变不惊等等。在这一时期的作家中，乔治·亨蒂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不列颠帝国意识的最热忱的鼓吹者，他通常会在每本小说的前面，以一封致“亲爱的小伙子们”的信作为序言，敦请他们关注故事中的英勇业绩和刚毅精神，关注主人公的历险行动， 因为正是这样的行动帮助大英帝国走向强盛和繁荣。就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故事的深层结构而言，它们在叙述模式、主人公的历险模式等方面仍然受到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影响。
    六、结语
    通过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的考察，我们能够以新的发展视野和新的学术资源去认识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为共同的读者群体而创作的文学叙事作品，认识这些叙事经典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们需要借鉴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1958）中提出的相关概念。他对1780至1950年间英国40多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的作品及其文化观念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作家形成了文学和文化的“可认知共同体”（the knowable community）和“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s）。威廉斯对19世纪一批英国小说家作品进行了新视阈的解读，揭示了这些作家在面对巨大社会变革时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反应，即“情感结构”。 .在同样的社会变革语境下，尤其在面对下一代的知识接受、身心成长和教育问题，19世纪的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情感结构”记述。这些叙事类型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变（如幻想性童年叙事属于同源异流的幻想文学，少年历险小说可直接追溯到18世纪的《鲁宾逊漂流记》传统），但它们都在维多利亚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通过各自的反应，应对着共同的挑战，形成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之共同体，共存互补，不可或缺。这个文学叙事共同体具有不同的艺术追求，但具有共同的指向，其预设的共同读者对象决定了各叙事类型之间的逻辑和心理的内在关系，对巨变时代的殊途同归的情感结构是这个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所觉察到的。
    在这个特殊时代，社会的巨变引发了科学与宗教之争、科学与人文之争以及科学与想象力之争；这些争论也影响和塑造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与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论战， 标志着新兴科学与传统宗教之间的对立、冲突。与此同时，赫胥黎与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之间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文化”之争。这两场论证颇具代表性和时代性，是反映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巨变与思想争鸣症候的晴雨表。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宗教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关系，相互对立又相互指涉，如宗教包含着朴素的科学因素，而科学秉承着追求真理的执着信仰。由此引发的是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问题与文学想象力的关系的探讨。在维多利亚时代，自然科学取得长足的令人震惊的进展。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巨变和精神迷茫与危机的背景下，一方面，怀旧和感伤情绪催生了“重返童年”的思潮，推动了这一时期多种童年叙事的兴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及文人对于知识的本质问题产生了极大关注，自然要探求和反思人类智力思维活动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从最初的乌托邦（utopia）到后来的恶托邦 （dystopia）、异托邦（heterotopia）等等，作家们用文学形式构想出各种科技发展的前景与后果。这一时期的科学家们试图把握物质世界变化的规律，社会学家也得以借助自然科学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变化，而文学家则致力于捕捉社会巨变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类心理反应。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得到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在19世纪完成了重要整合，形成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六大学科。与此同时，科学意识还引发了维多利亚知识分子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探求，以及对人类自身特性的探求，继而推动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学科的诞生。恰如恩格斯所言：“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多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与此同时，从宗教人士和科学家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文论家、小说家、诗人，人们通过论争和对话发表各自的见解，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独特的精神特质：碰撞论争与开放接纳。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科学发现与文学想象的碰撞。1846年，亚当斯根据牛顿引力学说，预言了海王星的存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引起极大震动。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支持达尔文学说的证据相继被发现。在弗洛伊德时代，由于神经科学尚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弗氏的许多理论假设受到学界的质疑。而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进步，人们发现弗洛伊德当年提出的理论相继得到了现代科学实验的证实，正如2004年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在2004年5月出版的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的文章《弗洛伊德归来》（Freud Returns）所阐述的。1915年，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提出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的存在，2016年，科学家的发现印证了这一预言：天文台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现象。这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物理学家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 ，1820-1893）所强调的想象力在真理探索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物质与力》的科学论文中提出，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日常事物的神奇和奥妙之处。”.对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与科学、科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现象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维多利亚人为何要追寻知识的完整性，为何能创作出卓越的文学叙事作品。
    从当代中国视阈去考察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共同体，具有积极的认识论意义。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在时空传播上显得相当缓慢，以至于人们终其一生也难以感觉发生的变化。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进程，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面临的挑战也非同一般。作家们为应对这一变化主题而进行创作，通过文学叙事捕捉变化进程中人物的情感结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经典是丰厚的文化遗产，具有双重性特点，不仅为儿童和青少年读者喜爱，而且能满足成人读者的认知和审美需求。对它们的系统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学术资源。通过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资源揭示作为一个文学叙事共同体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全貌，它的不同艺术追求和相同的应对时代变化挑战的指向，它的当代意义的文学和文化阐释，以及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和借鉴。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