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 黄时鉴编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一版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2009年夏天读到黄时鉴教授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图版四百幅，插图十五幅，彩图一幅，以下简称《图像》），让我这个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后学欣喜无已。我第一次接触《伦敦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是在几年以前，可能和黄先生着手收集其中的中国图像大致同时，但却出于其他的原因。为了研究英国学者苏立文（Michal Sullivan，1916-）早年在华期间和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关系，我调阅了他在1946年4月26日《伦敦画报》刊出的1942年成都前蜀王建墓的考古发掘报道。苏立文当时任职于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后来成为国际著名中国艺术史家。《伦敦画报》发表其报道时，附有整版的黑白照片和考古线描图，开本大，品质精，不仅比《王建墓浮雕》（文物出版社，1958年）和冯汉骥著《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4年）等年代早，更重要的是保存了墓室内器物原始排列顺序，至今仍为艺术史家所推许。正是基于这样的体验，我对黄时鉴先生开辟《伦敦画报》这一史源，有许多的认同。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提供了以图像证史的他山之石。  插图一：《中国妇女在阅读伦敦画报》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作为信史的 “艺术之书” 黄时鉴先生重视中外学者在蒙古汗国和元史研究过程中如何发现“新史料”和提出“新问题”的独特视角，他以蒙元时期各种文献的历史记载来呈现中外交通史上一幅幅错综复杂的宏大画面。从那以后，我陆续读到他的新著，像他对波斯语在元代中国的精彩研究，令人叫绝。而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图像资料方面，也是硕果累累，如《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 三百六十行》（与沙进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与龚缨晏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以及《图像》一书，展示了史学空间的辽阔无垠，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用他在荣新江等主编的《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文集中的话来说，这也是中外关系史研究范式的另一种转换。 的确，这个转换标志着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不但蒙元史或中外关系史，而且整个人文科学，已经越来越呈现出英国美学家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所强调的“艺术之书”对于“行为之书” 与“言辞之书”的重要性。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仲裁人认为，在每个伟大民族的这三种体裁的自传中，只有“艺术之书”才是最真实可信的。也许是巧合，黄先生的新著，对《伦敦画报》这份在创刊于1842年、一直到1971年改为月刊的周刊，只选择了拉斯金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并以曾被称“日不落帝国”的主流媒体《伦敦画报》所图绘的中国，体现出其慧眼别具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