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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集体记忆的框架不只一个，它们之间彼此交错、部分重叠。在这个复数的集体框架呈现的记忆，显得非常丰富多彩。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历史，常常其中的某个框架占据支配地位。当这些框架中的一些消逝的时候，遗忘就会发生。“这要么是因为我们不再关注它们，要么是因为我们已将注意力转移他处（分心往往只是刻意注意别的事情的结果，而遗忘则几乎又总是由分心造成的）。”[7]但哈布瓦赫接着指出，某种记忆的遗忘或者变形，也可由这些框架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来解释。依靠环境、时间和地点，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再现它的过去，这就是所谓的“移风易俗”。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接受了这些习俗，所以，他们会在与集体记忆演变相同的方向上，使他们的回忆发生曲折变化。 这个观点非常深刻，它不但解释了某些人为什么会遗忘“文革”记忆，而且解释了在特定的时期我们为什么会通过特定的（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方式选择、呈现和书写记忆，包括七十年代记忆。毫无疑问，任何对于七十年代或“文革”的回忆和书写，都是在一定的集体框架下发生和进行的。如上所述，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在“新启蒙”这样的集体框架下对“文革”“反右”等进行回忆和书写的，余秋雨等一代人对于“文革”的讳莫如深（可以参看前几年余杰和余秋雨的争论，特别是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80后一代对于“文革”的陌生、大话文学对于“文革”记忆的戏谑式书写，则只有在中国式后极权的环境下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而张晓刚等先锋艺术家对于“文革”记忆的呈现方式则深刻地联系着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艺术市场。 《七十年代》中的七十年代之所以失去了原先的那种整体性而分裂为碎片，原因也应该到集体框架中去寻找。《七十年代》中诸多个人经验的讲述者显然已经不再拥有共同的经验，更不分享叙述、整理、阐释记忆的集体概念框架。其中有些作者基本上是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阐释框架内叙述和阐释自己的七十年代记忆。这方面朱正琳和黄子平具有代表性。朱正琳明显是在启蒙框架内反思和叙述自己的记忆（其标题的“让思想冲破牢笼”即具有强烈的新启蒙气息）。黄子平的《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学》也是一个典型的反思型文本，作者一边叙述记忆，一边则对记忆的内容进行反思。比如在描写记忆中的忆苦思甜和批斗大会之后，作者马上跳到对于这个事件的评论：“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捷克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这个著名异见分子的著名论文给了作者反思的武器，使他认识到：“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同谋。‘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国人民预先抛入了，在鲁迅所说的‘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在真理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性臣民的这种询唤。”[8]这都是非常典型的启蒙-反思型集体话语。当然，黄子平的这种插入的议论是很明显的，直接的和“粗暴的”，即使在那些似乎是纯客观的叙述中，其中也有作者的思维和反思的框架在暗中组织记忆材料。 但在其他不少作者的追忆中，我们明显感到新启蒙的集体话语框架已经被置换（或被“超越”？）。比如在高默波《起程》一文中，我们看到作者对样板戏充满了美好的记忆：“巴金在《随想录》中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们的记忆恰好相反，它是我在农村的最好的记忆之一。”[9]在津津乐道地描述了普及样板戏带来的快乐之后，作者写道：“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10]作者的意图明显地是要颠覆巴金这代知识分子所书写的“文革”记忆，作者接着反思道：“样板戏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在普及样板戏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据说“由客体变成了主体”。[11]好一个“民主和人权的理念”！如果这样思考问题，那么我们不也可以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满了“民主和人权的理念”吗？工农兵方向、普及第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等，这一切看来都要重新评价了。我们且不说作者所描述的这种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重要的是，如果没有90年代以来的所谓“现代性反思”，没有“新左派”群体及其话语的出现和流行，如果依然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框架下叙述自己的“文革”记忆，高默波就不可能“唤起”起这样的记忆，即使“唤起”，也会压制下去或不敢诉诸弊端。借用福柯的概念，这是一种在新启蒙的知识-话语型规范下不可能产生的言说记忆的方式。 由于记忆所依凭的社会/集体阐释框架的多元化、异质化，阅读《七十年代》的一个突出感觉，就是80年代中国主流知识界所建构的那个统一化的关于“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图景，已经不可能挽回地破碎，原先官方文件、历史教科书以及虚构性作品中关于那段历史的主流叙述，也遭遇了深刻挑战：一个更加复杂多变、更加缺少统一性的十七年代时代图景正在得到呈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共同经历过七十年代的那批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思想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业已瓦解。 -------------------------------------------------------------------------------- [1]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6页。 [2]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6页。 [3]参见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38-39页。 [4]参见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39。 [5]（《七十年代》9） [6]《论集体记忆》，第71页。 [7]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8]《七十年代》，第321页。 [9]《七十年代》，第97页。 [10]《七十年代》，第97-98页。 [11]（《七十年代》第98页）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