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东方神秘女人，一个行踪诡异的西方女人，她们与“我”在蒙特利尔的皇家山上相遇，一段跨越时空的故事由此展开。近日，加拿大华裔作家薛忆沩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描写全球化背景下华人生存处境的作品，被认为达到了“博尔赫斯的高度”。薛忆沩在中国内地出生、长大，后任教于深圳，再后来赴加拿大定居，其人生轨迹本身很有“全球化色彩”。近日，他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畅谈他眼里的全球化、移民生活等有关话题。
    新作缘起一次冬季溜冰经历
    薛忆沩说，《希拉里、密和、我》缘起2011年的冬天。当时，他正因自己的长篇小说无法出版，情绪低落。“每天都要靠去皇家山上溜冰，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力”。
    一天，薛忆沩在山上遇见了这部小说中的两个原型：一个是坐在轮椅上，在寒冷中不停写作的东方女人；一个是言行异常的西方女人，她在溜完冰之后马上又去滑雪，看起来精力旺盛，却是“健康的病人”。她们的行踪、举止都有点古怪。“她们与皇家山的静谧和孤独那样协调，而她们与令我绝望的现实世界那样遥远。她们分散了我对现实世界的注意，激起了我对历史、中国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思考和想象。”想象将薛忆沩带到了历史的深处和生活的尽头，一部小说的构想由此产生。
    去年11月2日，在薛忆沩首次看见小说原型近五年后，灵感终于到来了。在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上，一种“轮回”的结构浮现在他的头脑中。“我知道它就是这部小说一直在等待的结构。当然，我没有想到它会在五年之后就孕育成功，我以为会需要更长的时间。”随着薛忆沩对“失去”理解的加深，让这部作品适时的诞生。
    观察现代人如何互相遭遇
    写作是从去年11月13日开始，到今年2月21日结束，用了整整100天，其中一半的时间用于初稿，一半的时间用于修改和定稿。“推动我写下去的力量，是我对这个时代‘轻’的不满、‘浮’的担忧。”薛忆沩说，在最近几年时间里，因参与新书推广的活动，他与社会的接触多了深了，担心因此变得越来越强烈。五年时间的情感集结形成巨大能量，让皇家山上遇见的生活“原型”裂变为小说人物。“当然，在创作的过程中，对‘真’的渴望，对‘爱’的迷恋以及对写作的崇敬等正能量也起到辅助作用”。
    书中的“我”是一个丧偶的中年男人，妻子患胰腺癌去世，女儿离家，父女关系冷漠。他和两个“神秘的女人”相遇，一个是“健康的病人”希拉里；一个是坐在轮椅上，在寒冬的海狸湖边埋头写作的密和，她们神秘地引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小说接近尾声时，两个女人消失了，她们用文字讲述了她们的故事：希拉里与丈夫因工作来到中国，不料丈夫出轨，婚姻最终破裂；密和的父母在1974年相识相爱，却因两个家庭根深蒂固的仇恨最终分开，父亲投水自杀。“我”也写下移民的原因：在国内遭遇婚姻危机，同意妻子移民出国的主意。薛忆沩试图用三人背后充满悬念的故事讲述生命真相，展示现代人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困境。
    国际视野来得很自然
    “我的视野从来就很‘国际’，这应该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的共同特点。”薛忆沩的新小说，并非首次瞄准全球化。
    薛忆沩1964年生于湖南郴州，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写作。这段历史在他最早的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和《流动的房间》里，留下了鲜明印迹。“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里的不少作品更是在自觉地探讨全球化过程对人类社会和个体命运的影响。但是，真正“异域”的尝试从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开始，故事从一开始就挑明了“我”的移民身份：他是一位居住在蒙特利尔的中国学者。
    《希拉里、密和、我》是一部献给全球化时代的作品，激情介入了困扰这个时代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真”，一个是“爱”。“我认为‘全球化’过程发展到今天，既为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薛忆沩说。
    ︻访谈︼
    “有价值的作品一定有益于全人类”
    全球化造就了全新的故事
    读+：这部小说如同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有很大的时空跨度，而舞台却又始终围绕着严冬，围绕着冰天雪地的皇家山上，这种戏剧化的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
    薛忆沩：六年前，我在蒙特利尔皇家山上遇见小说中两个女人的“原型”。这个舞台完全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人为的设计。东方女人专注的写作，西方女人专研莎士比亚，使这天然的舞台向文明和历史开放，并且与圆明园的遗址形成激情的对应……整个故事因此获得了特殊的时空跨度。
    读+：这部小说由若干爱情故事组成，为什么感觉都很悲凉？其根源是否与你所认为的“全球化”有关？
    薛忆沩：是的，哪怕是出现在“结束的结束”一段里那个貌似温馨的爱情故事，最后也因为“我”想到死后与谁埋在一起、和埋在哪里而带上忧郁的色彩。仔细想来，我全部作品里面的爱情故事都很悲凉，根源可能很复杂。内因当然隐藏在我个人心里的迷宫里，在我的“本我”“自我”，甚至“超我”里；而外因就是已经无法逆转的全球化过程。
    “全球化”过程加快了人类的生活节奏，释放了人类更多的物质欲望。通讯技术和交通工具的极限发展令时空错位，爱情作为“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我觉得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
    读+：书中王隐士关于“回家”，他说了一段话：“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你永远回不了家，你是所有地方的陌生人！’。”在这里，你所理解的“家”是什么？
    薛忆沩：王隐士是一位智者，他的见解对“我”的性格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所说的“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安身”的居所，而是足以安心和安神的精神意义上的归宿。一位历史学家在分析全球化过程的论文中说，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类的生活已经不再需要历史。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也从一个特殊角度呼应了王隐士的话。
    春节吃剩饭是一种享受
    读+：在小说的一开始，“我”与临终前的妻子流露出了对移民的悔意。我们知道，你已经移居海外多年，这种悔意代表你对移民心态的总体判断吗？
    薛忆沩：它不代表我对移民心态的总体判断。移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感受不一样，每个人在不同时候对同一种待遇的感受也不一样。
    我自己的选择具有强烈的精神色彩，而我的移民生活也完全受精神的主导。这导致了我对许多事物有不同看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买房子，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学一个可以方便找工作的专业，而我曾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黄昏里，背着40斤的“柴米油盐”走两三公里的路回家，这对我不是一种屈辱，而是一种享受。我的许多故事就是在那样的行走中形成的。
    我写过一篇《文学与剩饭》的短文，里头提到我多年的年饭都是“剩饭”。这也被我当成是一种荣耀，因为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春节期间吃着“剩饭”完成的。要知道，在移民之前，我只是一本书（《遗弃》）的作者，而今天我已经是20本书的作者。我的移民生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它呈现了精神生活的可能，见证了精神生活的力量。
    读+：《希拉里、密和、我》始终贯穿着一种孤独、冷寂的色调，这是否是你生活状态在文学中的投射？
    薛忆沩：你看我的外表，算是有点随和，又有点羞涩的样子吧。我在生活中的状态与我的这种外表也比较一致。忧郁却是我最重要的精神气质。
    在11岁左右，我就对自己家庭拥有的那一点点特权充满了负疚的情绪，我的目光总是对生活中最脆弱的角落异常敏感，也充满了悲悯。这种忧郁的气质固执地渗透到了我整个的写作生涯之中。在精神的层面上，我的生活状态与文学状态是无法分离的。
    读+：在你的作品中，自传的成分往往占多大的比例？《希拉里、密和、我》算是你的移民自传吗？
    薛忆沩：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作品与生活、尤其是内心生活之间的亲缘关系。我甚至相信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传体的。但是，作家的“自我”往往很分裂，它经常可以同时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呈现，而作家的自我又是非常膨胀的，可以超越现实，直逼想象力的边界。比如我在《白求恩的孩子们》里面，自传成分渗透到了多个人物。《希拉里、密和、我》中的两个女性人物的原型，我也都在生活中见过，但是我却没有见过其中的“我”：我自己从来没有开过便利店，从来没有听到过“王隐士”的教诲，我更不是四川人，大学里也没学新闻等等。这部作品不是我的“移民自传”，它只是我用汉语完成的一个“童话”和一个“神话”。
    有人把他和博尔赫斯相比
    读+：你的上一部长篇小说《空巢》关注的是中国，而《希拉里、密和、我》转向了世界。对你而言，这是一种自然的转向吗？
    薛忆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在《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国际视野”几乎是这一代人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在《空巢》之前，我在《白求恩的孩子们》已经在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空巢》虽然聚焦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全球化也是它重要的背景：叙述者的两个孩子一个生活在欧洲，一个生活在北美，而邻居老范也曾经在美国生活，并且险些亲历了“911”事件。
    我接下来要写的仍然是一部立足于中国的作品，但是同时，它与人类文明又有非常奇特的联系。
    读+：作家残雪认为你的一些作品达到了“博尔赫斯的高度”。对这样的评价你自己怎么看？你对博尔赫斯又怎么看？
    薛忆沩：我对写作抱有一种类似原教旨的狂热。写作的过程往往都如同朝圣之旅，充满千辛万苦。来自专家的评价当然是巨大的安慰。
    博尔赫斯是20世纪文学的奇观。他有从书籍中获取灵感的特殊才能，弘扬了从《堂吉诃德》以来西方文学重视知识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我的写作也与这种传统相连。值得注意的是，博尔赫斯还是自觉又激情地将全球化的世界观带进文学作品的写作者之一。我不知道他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去想象他的下一个故事。
    你的问题还让我想起一件趣事。三年前，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中，我碰到一位香港作家，问他是否听说过我，他说：“当然，你是作家们的作家。”我们都知道，“作家们的作家”是博尔赫斯在西方文学界的标签。
    读+：你一直在坚持用“古典的方式”写作，你所理解的“古典方式”与“现代方式”的差异在哪里？
    薛忆沩：我想，福克纳1950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领奖台上的简短发言中强调的那些“古老又普世的真理”可以作为回答。这些真理是：爱情、荣誉、怜悯、骄傲、同情、牺牲、勇气和希望。它们与“现代方式”中的价值观念的不同在于：第一它们重如泰山，第二它们经久不衰，第三普度众生。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有重量的，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一定是有益于全人类的。
    ︻手记︼
    人很难做到“孤陋寡闻”
    几年前就知道薛忆沩的名字，但他的小说，这次是第一次完整阅读。翻开《希拉里、密和、我》，一股神奇的力量驱使我从下午到晚上，看完这本书。在寒冷的皇家山，薛忆沩早早埋下悬念的种子，并不断生发，直到故事结尾，真相大白，诗意的叙事留在心中的是一股说不清的寒意。那漫天飞雪，孤独的灯影，在脑海挥之不散，我突然想到薛忆沩曾经对媒体说过的一句话：“‘优雅’是文学最基本的气质。”
    对薛忆沩的采访自始至终以邮件进行，在地球另一半的他，似乎习惯了这种与外界沟通的方式。“我不用微信、QQ，没有朋友圈。”在全球化时代，身居海外，他竟如此“隔绝”自己。
    2012年被媒体称为“薛忆沩年”，他的《遗弃》《出租车司机》《首战告捷》《空巢》等作品频频收获好评，并一直保持不可思议的出版势头，五年间，他出版了将近20部作品。“是什么导致了这文学史上罕见的‘爆发’？”——这是我采访薛忆沩最先想到的问题。“我曾经将我这‘爆发’归功于我的‘孤陋寡闻’。”薛忆沩告诉我，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能做到“孤陋寡闻”很不容易。“不受信息打扰的生活就如同陶渊明想象中的桃花源。我在那里专注地播种、辛勤地耕耘，最后终于有了这不可思议的收获”。
    不少媒体报道将“最迷人的异类”标签贴在薛忆沩身上，他对此一直很抵触。“我不认同所有的标签。”在他看来，“标签”如果不是对人的歪曲，至少是对人的简化。薛忆沩说，自己是中国文学的版图里少数将文学当成信仰的写作者之一，他坚持文学的“独立性”“批判性”和“探索性”，当然不可能成为市场上的主流；而他又坚守文学固有的情怀、纯正的传统，与昙花一现的非主流也相距甚远。“关键是要不停地写下去，要用一部一部的作品，将这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断延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