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李敬泽的批评文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自由。他让我难以忘记的批评是关于莫言的评价。这是很难在当代批评中见到的文字或论断。那时莫言刚刚出版《檀香刑》，面对这部凶猛的小说，李敬泽毫不犹豫，直接就说，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他说，“《檀香刑》是一部伟大作品。我知道伟大这个词有多重，我从来不肯在活着的中国作家身上使用它。但是，让我们别管莫言的死活，让我服从我的感觉，伟大这个词不会把《檀香刑》压垮。”（1）这并不是说李敬泽论断准确，像买奖券一样买中了大奖——后来莫言获得了诺奖——其实即使得了诺奖也未必就伟大，而是说呈现了文学中最珍贵的情绪：自由。批评的判断和分析，永远不是什么“正确”，文学或许也没有什么“正确”，而是说出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感觉和认识。我是弄现代文学的，多少有点“五四”癖，这种爽快的批评，在二三十年代不难见到，让人怀想。比如，朱湘把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说得一文不值，只有“肤浅”，鲁迅把陈西滢批得狗血喷头，陈西滢说鲁迅的杂文只能上厕所使用，却又高度肯定鲁迅的小说，尤其是《阿Q正传》。
    李敬泽的批评大致属于那种与人们所说的主流的学院派批评差异很大的直觉性批评或散文化批评。这或许和他的工作有关，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对当代文学进行跟踪式观察、批评，很难像学院里的教师那样从容地对于某个问题、某个作家进行持续、长久的研究，但这却培养、锻炼了他的那种敏锐和广阔的眼光。在我的心目中，作协系统的批评家、编辑、记者等等往往出产那种与高校教师相对立的直觉性批评。如果上溯到新文学传统，民国时期的批评家和作家的批评文字，也有很多这种直觉性的批评，如李健吾的批评，其背后是更深广的古代人文传统。但是对李敬泽来说，更主要的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来自他的性格、思想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他也是来自于大学，大概已经厌烦了那种刻板的繁琐的所谓正宗学术或批评。从他的那些文章上看，他所嗜好的是那种更为传统的批评境界，是那种很自我、很自由的心灵状态，将对美感的欣赏、品味，看得格外重要。感觉、体悟为先，有意回避所谓概念、知识和系统的逻辑、分析，重在对对象的神态的领悟，却并不剖析它，宁可用众多的感觉、想象把文字连缀起来，也不走进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文学史之中。因为从这种情怀上看，剖析自己所钟情的好的对象，就会破坏内心那种生意盎然的鲜活美感，就会压抑、伤害自我。在传统中，批评并非某种工作或职业，而是个人的爱好，个人的生活。
    早些时候，他曾表达过自己的批评观——《我的批评观》，我以为这篇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解他的批评的重要依据。他要表述自己的批评观，文章开头却带有一种自嘲、讽刺的意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玩的事发生，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一件是——我在谈论‘我的批评观’。”（2）他拒绝进入现成文学批评秩序，对某某主义都怀有彻底的警惕，宁可不当批评家，而要做一个读者，因为读者可以更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心灵意愿去阅读，而没有必要承担所谓批评家的重大责任，自然也不用进入批评家的俗套：“文学批评是一种职业，而文学阅读是生活方式——习惯、趣味、一点激情和一点怪癖。我家从前的那只猫，它总在特定的几本书上撒尿，因此它有鲜明的批评立场，但你不能说它就是批评家。在我的想象中，批评家应该是——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但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一直只是一个读者，这有巨大的好处，就是喜欢读就读，不喜欢读就不读下去，彻底地贯彻享乐原则。如果我看了一部作品，然后就此写了一篇文章，这在文类上不幸只能归之于‘批评’或‘评论’，其实是野狐参禅，忽有所得，说出来与人共享喜乐。真正的批评家告诉我们的却不是如何阅读，而是如何不阅读。”（3）他明显地流露着对“知识”、“理论”和“知识分子”不屑或蔑视，“中国最好的读者活在遥远的过去，他们涵容、吟味，追求未‘封’的境界，他们有时保持沉默，有时悄声叹赏或拍案叫绝，但他们从未想过把一朵花摘下揉碎，分析它的成分和原理，他们因此无法获得‘知识’，但对他们来说，没有知识——或套用一句理论术语，‘前知识’——的观花或许是更美好的生活。——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批评家应该是什么，批评就是提供知识，而批评家应该是占有知识的专家，我想他与我、与我的生活、阅读和写作都相距甚远。”（4）读这篇“批评观”也让我想起梁遇春、林语堂等人那种抒发性灵的散文。梁遇春有一篇散文叫《演讲》，他说，大学生与其上课、听演讲，还不如在家里面胡思乱想，或者和朋友喝茶聊天。人未必是喜欢上课、听演讲，只是喜欢往人群里钻。在他那里，系统的知识，未免教条、僵硬，未免有强制性、某种不必要的包装，远不及那种个人的新鲜的具体体会。李敬泽写了不少自由、活泼的散文，大概也是追慕那种性灵的风范吧。
    二
    李敬泽的批评文章大部分都集中在《为文学申辩》（二○○九）、《致理想读者》（二○一四），如果再在知网上搜索一番，基本上可以看见他的全部文字。他的文章涉及的面很宽广，涉及九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具有那种学院派批评家很难做到的跟踪性批评的特点，对文坛创作的一些现象做出迅捷反应。这些文章一般都是标题活泼、生动，往往是随笔、散文化的题目，副标题上很多都标有某某作品“序”，某某会议“发言”、“杂感”、“笔记”、答某某期刊、报纸问等等，也有一些作家、作品论，以青年作家居多，但也和学院派论文的一招一式迥然有别。他的文字大都不进行宏大议论，不太关心潮流，没有对文学的方向性的整体规划和指引，基本上拒绝文学史性的和理论性的旁征博引。他有一篇长文《一九七六年后的短篇小说：脉络辨——〈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六-二○○○）·短篇小说卷〉导言》，有意回避文学史的一般套路，也不涉及更多的作家作品，只是在自己兴趣的关节点上谈论了少量的作家作品，以灵巧的笔墨，勾勒出很个人化的当代文学史脉络。这种个人化的文学史脉络，是针对教科书的常识文学史叙事而发的，它给教科书文学史提供了一些异质性的知识。例如，它开篇就将张承志的《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而不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原因是这部作品具有张承志鲜明的个人性，而非伤痕文学那种新闻式的“干预生活”。在他的文章里，试图获得一些摸得着、看得见的观念，主义或关于某个问题的资料往往会落空的，但是却活跃着生动、鲜活、奇异精辟的感觉和悟性，乃至想象力，就像清晨大地上带着露珠的草叶或闪着鬼脸的岩石一样，他的才华和那种极具启发性的见解，就蕴含在这种感觉和悟性之中。他主要不是告诉你一个明确的道理，而是激发你去思考和感受。这样的句子是他非常典型的修辞：“莫言已成‘正典’，他巨大的胃口、充沛的体能，他的欢乐和残酷，他的宽阔、绚烂，乃至他的古怪，近二十年来一直是现代汉语文学的重要景观。”（5）“《生死疲劳》壮阔、浑浊、激流汹涌。它不完美，如同生活般不完美，我想我能挑出它的一百个缺点，但是我认为，它依然是、而且可能恰恰因此是一条生气沛然的大河。”（6）“麦加是个偏执狂。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关于一个神秘的天才数学家的故事，他慢慢写了十年。”“英特尔的前老板格罗夫有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我认为此话不对，事实是，只有变色龙才能生存。”（7）“毕飞宇的小说中，有一种显而易见但很少被充分推敲的欲望，那个讲述者、书写者引导人们全神贯注地注意他，听他说话。他似乎强烈地意识到，在他的世界中，一个人发出声音并被众人倾听而不归于湮没，是一件困难的，近乎不可能的事情。”（8）这种感悟性的论断是广泛存在于他的各种批评文字之中，我以为，这是他批评中最具有价值的东西。
    三
    李敬泽的文学情结也是构成他的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环。很明显，他属于那种所谓纯文学的捍卫者。这也不奇怪。在李敬泽的批评历程中，即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以来，恰逢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不断边缘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学迅速崛起、蔓延的过程。而像他那样珍视心灵、极其注重个人趣味、情感和癖好的批评家，那种把阅读当成生活方式的读者，自然会站在纯文学的立场去对抗世俗化和物质化的滚滚红尘。所以，他有许多文字激烈地“为文学申辩”。在这里，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他那种知识分子化的乃至精英化的文学情怀，扩大些说，是那些追求更高精神生活品味的人们的心灵诉求。
    在李敬泽那里，文学自然有很多的功能，直至指向现实、民族国家、时代等宏大空间，他并不把文学看得很过于纯粹，但是，更主要的也是他最偏爱的却是将文学内向化，将文学看成是人的丰富而复杂的精神生活。所以，“必须捍卫文学”。这种诉诸内在生活的文学价值主要存在于那些具有超越性的文学经典之中，这些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们业已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融入到人的存在的血液之中。应该说，李敬泽是地道的经典崇拜者，一个追求文学之永恒价值的批评家。具体讲，李敬泽的具有内在生活的文学价值不是那种道德驯化的教化性，而是让一个人成为一个人的自由性，是自由选择自己的超越性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同时，也是让人心明眼亮地观察世界，认识人生、人性的独特器官。“文学之所以对我依然重要，除了它是我的职业之外，还有一些更根本的理由，它事关精神，在文学中，穿越覆盖着我们的幻觉、成规、各种分类和论述，我们感受到经验和生命的真实质地，看到意义世界的冲突、困窘和疑难，文学守护人的生动形象，保护了我们对世界之丰富和复杂的感知。也保存了对人的可能性的不屈的探索意志。”（9）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李敬泽所说的文学的认知价值，并不是说文学要复制那些既定的普遍真理，而是那种立足个人视角的认知力量。在《为小说申辩》中，他借用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将这种观念表达得更为清晰、彻底。人们读小说的理由之一，是人是会死的动物。人知道自己生命的有限性，然后超越这种现实的有限性，才能更充分地领悟到人的价值和意义。“小说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讲述。任何一部小说——我现在谈论的仅仅是我们认为好的小说——无论它写的是什么，不管主人公在最后一页里是否活着，它都受制于一个基本视野：它是在整个人生的尺度上看人，看事。也许小说呈现的是一个瞬间、一个片段，但是，作者内在的目光必是看到了瞬间化为永恒或者片段终成虚妄，这就如同一趟列车，车上很热闹，但有一个人知道这趟车的终点在哪儿，那就是死亡——小说在死亡的终极视野中考验和追究生命。”（10）
    读小说的第二个理由则是，小说具有一种无法替代的认知能力。“小说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的个别的、殊异的感觉和看法。”（11）在这点上，他特别强调个人性的创作，古代的故事和说书是传达共性的普遍意识，而只有出现了个人化写作才使小说具有了认识能力。这种对文学价值的认识，也决定了李敬泽批评的最高理念：发现当代文学中那些具有经典性或经典因素的文学存在，并将它广泛传播出去，让它存续下来。但是，他并未像小说家张承志那样孤绝，虽然他对张承志评价非常高，而是在某些问题上做出适当的调整乃至妥协，用包容的心态面对纯文学之外的文学。他基本上用二分法即“纯文学”与“类型文学”来划分当代文学，纯文学是最佳的目标，而广泛存在的则是各种类型文学，这能够使他减少紧张、焦虑，获得一种心态上的平衡。（注释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