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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伍德斯托克”制造(2)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东方早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不管这种隐性的指控是否成立,随着年事渐长,提伯的人生轨迹确实在悄悄偏转。为了“给高压锅装个出气阀”,他开始求助于“另一种生活”。打理生意之余,他在纽约的艺术学院里学画,到格林威治村的“同志天堂”——先是通宵电影院,后来是虐恋俱乐部——里厮混。在白湖,他穿上异性恋生意人的外衣,在纽约则还原成艺术家(活跃在曼哈顿的成功的室内设计师)兼同性恋。“但是我假装两者都是,”他自嘲,“结果弄得我一样也不是了——至少,不完全是。”唯一的缓刑在周日晚上到来,他会钻进别克车,一路狂奔回格林威治村,直奔某家虐恋俱乐部,希望被“一顿好鞭”拧开生理与心理的瓶塞,给瓶子里的妖怪放个风。对照原版书与中译本,那些为数不多的,在中译本里被谨慎处置、尴尬淡化的字眼,正是散布在这些细节里的LSD、penis、scratch、tetrahydrocannabinol和pedophilia们。它们的被处置与被淡化,倒也反讽地证明,地球上大多数人认为,妖怪还是呆在瓶子里比较体面。
    提伯的故事写到这里,似乎与《断背山》愈走愈近。但提伯不是安·普鲁(《断背山》的小说作者),后者行文间无可言说的痛楚,被提伯用讨喜的警句和幽默感轻轻挑到历史表面,再联想到作者本人现在已然“拨云见日”的状态,这类故事里通常背负的重荷难免被部分化解,反而折射出某种半真半假的励志色彩。作者说“历史或多或少就是一部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故事”的时候,我简直能听到隐约的口哨声,好玩的是,这种略显轻浮的控诉姿态比标准的控诉更叫人难忘——在本书的语境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提伯以最明晰最正经的语言分析性行为对于同性恋的重大意义:“遭到社会如此激烈的轻视的时候,你如何能摆脱自我憎恶的感觉?……在你不指望获得爱的时候,性就成了单纯的肉体体验。性接触,无论你怎么定义它,成了深植于同性恋骨髓和血液中”存在性孤独的“解毒剂”;但与此同时,在为这些严肃分析做脚注的时候,他又接连抛出了最生猛的“八卦现场”。
    至少有三段与正题无关的插曲构成本书前半部的兴奋点:其一,“我”在同性恋酒吧“圣雷莫”里撞见马龙·白兰度和沃利·考克斯,白兰度甚至向“我”索要了一个“必须有男子气概”的拥抱;其二,狂欢派对上,“我”挤进人群,看见好莱坞王子洛克·赫德森(《永别了,武器》)一丝不挂地躺在地板上,俊美容貌被酒精毒品扭曲,他“降格成了一块肉,成了人们可以使用、需要自我膨胀时可以在餐会上吹嘘的东西”;其三,“我”在曼哈顿时碰巧与田纳西为邻,他很快引来了卡波蒂,于是,“我们喝酒,讨论戏剧、书以及我的处男现状”。几周后,两位文学大佬来敲“我”的门,田纳西送来一颗药丸,让“我”穿上整套警察制服,把卡波蒂往“我”的膝盖前推……从那天起,“我”便感觉田纳西不会活多久了,而“我”没有弄错。
    除“我”之外,这些逸闻的当事名人如今都已作古,提伯提供的是孤证,野史因而终究只是野史。然而,不管怎么说,故事写到这里,这些旁逸斜出的闲笔其实已经步步为营地铺设好了通往伍德斯托克的正路——此时,1969年,空气里已经充满了分分钟就会爆炸的纵酒狂欢的气息。浸淫在这种气息里,音乐再度(一如爵士乐之于二十年代)恰到好处地演绎了它与意识形态的对位法:自从鲍勃·迪伦在1965年纽波特民歌节上接通一把电吉他(当时激怒了他的大部分听众)以来,摇滚乐时代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热烈地渴望一次更坚决的、彻底超越民歌时代的释放。
    什么是摇滚乐?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的说法是:“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有组织宗教——不仅是音乐和语言,而且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所有这一切集合而成一种独一无二的自我表现和精神旅行的仪式……摇滚歌曲的一大优点在于其大胆表露的性欲,其歌词和表演补充了音乐中的肉感和活力。甚至当这种性欲濒于幼稚浅薄时,也比五十年代流行音乐脱离现实的罗曼蒂克陈词滥调诚实得多。”1969年的提伯,当然没有提升到这样的理论高度,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很实际,他在等待出柜,等待提伯的两半合而为一。他需要一个大事件,好把镇上“所有人都引来,填满汽车旅馆,赚上一点钱,这样就可以把这负累卖给哪个有钱的傻瓜”。如此这般,他就能安置好双亲,逃开家族诅咒和时时盘旋在内心的罪恶感。
    结果引来的又岂止是“镇上所有人”?最终抵达白湖参加音乐节的人数达五十万之巨,另有一百万因为塞车堵在了奔赴梦想的路上(在提伯看来,这些官方数据大大低估了现场的状况)。之前,先是以迈克·朗格为首的几个英俊的嬉皮士看中了伍德斯托克的艺术与自然杂交的绝好氛围(鲍勃·迪伦一度在此隐居,并在此地的森林里遭遇了一起神秘车祸),想在这里复制迈阿密音乐节(1968)的盛况——当然,前提是,这几位“常青藤富二代”的口袋里,揣满了父辈从牙膏(厂)里挤出来的大把美钞。然而,钱买不到伍德斯托克村民的支持,他们害怕环境遭到破坏,更害怕这里的清教传统被嬉皮士们改变成色……总而言之,机会终于砸到了提伯有准备的脑袋上——在他的提议下,早已被定名为“伍德斯托克”的音乐节临阵将演出地点移到了数公里之外的白湖。也就是说,伍德斯托克,这个后来生出众多派生词(伍德斯托克精神,伍德斯托克民族,伍德斯托克症候群……)的符号本身,其实也是个历史的误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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