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埃利奥特·提伯、汤姆·蒙特著 吴冰清译 《制造伍德斯托克》 译林出版社 2009年8月第一版 “那时候，只要知道三种和弦，只要会大喊Don't you know，就能成为摇滚歌手。”——这是村上龙的1969年（参见其自传体小说《69》）。小说里三个高中生发起的所谓“晨勃音乐节”（Morning Erection Festival），显然是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美国音乐节的日本校园山寨版。村上龙们知道，“1969年，东京大学停止了入学考试，披头士乐队发行了《黄色潜水艇》，戴高乐在巴黎下台，越战仍在继续，高中女生开始使用生理卫生棉”，应该也知道，1969年夏天，美国纽约州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一个名叫白湖的地方，因为一场确乎空前、多半绝后的音乐节，成为一代摇滚圣地。事实上，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被口传笔诵了整整四十年之后，Woodstock已经被赋予了大量远远超越音乐范畴的文化含义和社会价值，成为一只著名卡通鸟（史努比的神神叨叨的拍档）的名字，二十世纪“伊甸园 / 乌托邦”的同义词，六十年代神话的沸点与终结，一个让后代文艺青年凭空生出绵绵乡愁的传奇。 传奇注定被不断重述。在亚马逊上以Woodstock为关键词，一口气能找到几十本相关的传记文学和研究专著，其中四位筹划者罗伯兹、罗斯曼、科恩菲尔德和朗格自然各有版税入账。在他们的笔下，伍德斯托克传奇在紧要关节呈现不同面貌。当事人之所以各施春秋笔法，或是因为当时的记忆被大麻烟雾选择性“污损”（blur），或是为了替传奇增添戏剧性的光环，更重要的，恐怕是刻意在制造传奇的功劳簿上凸显自己的名字。作为这个书系里近来最走红的一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被李安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埃利奥特·提伯的《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亦未能免俗，作者阐释主题时强调的是“我是如何使伍德斯托克成为可能的”；不过，读罢全书，我相信李安更看重的应该是提伯于字里行间时时流露的感慨：伍德斯托克如何使“我”——今时今日的“我”——成为可能。 在这个传奇的几个关键人物里，起初，埃利奥特·提伯确实是离“核心”最远的一个。他参与音乐节的原始动机，并不是为了“音乐、和平与爱”，而是为了拯救父母常年亏损的汽车旅馆，从而最终与这些旅馆及其所代表的陈腐、规范而绝望的生活分道扬镳。这条奇怪的逻辑线需要一个漫长的故事来解释——幸好，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剧本作家的提伯拥有完美的叙述技巧和分镜头意识，把占据了本书三分之二的“个人秘史”写得一波三折、悲喜交加。循着他的讲述，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典型的美国犹太家庭，提伯一家曾经辛苦积聚的财富和“犹太式成功”一律“滑进了某个宇宙缝隙，一个黑洞，入口可以在我母亲的乳罩上找到”。这个从“俄国的冰天雪地跋涉而来”、被父亲眷恋了一生的女人，在儿子眼里，几乎集世间所有坏女人之大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嘴尖牙利，目光短浅。在一连串狄更斯喜剧式的描写中，她非但是汽车旅馆经营不善的罪魁，而且是——读者可以从作者的叙述立场推断——直接导致儿子产生厌女倾向的祸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