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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普遍患有社交焦虑，即不断质疑自己的行为是否得体，病情继而扩散为对“政治正确”的纠结。小费的焦虑，大概介于社交与政治之间。“赠人鲜花，手留余香”的境界早已丧失殆尽，变成了“不付小费，死有余辜”。虽然中国优越的餐厅制度使服务和被服务双方皆得以免受小费之苦，不过，类似的焦虑，在我心里倒是长期潜伏着一个，即“如何正确称呼侍应生”。这件事，很多人和我一样，从心里到嘴上就有程度不一之障碍，即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呼叫那个穿着制服为你端盘子的人。书面仍然通行的“服务员”，带有明显的战时共产主义和供给制的痕迹，不再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革”或“文革”前，可以名正言顺并且男女不分地一概直呼为“服务员”，或为加强语气，也可完整地称其为“服务员同志”。当然，风险是在“服务员”的心目中，你的名字就叫“吃饭员”。随着食客被尊称为“先生”和“小姐”，服务员的称呼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这种机械式调整的结果是：女服务员被称为“小姐”，男服务员则改名做了“先生”。这显然是“同志”的翻版，依然分不清谁是付钱的，谁是收钱的。汉语在这个方面的词汇本来很丰富，像“店家”、“小二”、“伙计”或“堂倌”，等等。被继承下来的，却只有“伙计”一词。在粤语方言地区，目前仍有顾客在餐馆里以“伙计”来称呼男性侍应，不过仅限在小饭馆或大排档使用。当然，就语意逻辑而言，既然女侍应成了“小姐”，男的理所当然地就是“先生”，然而这毕竟还不是有女厕必有男厕那么简单的问题。近二十年来，“小姐”已逐渐成为全社会对从事（合法或非法的）服务行业之女性的一致称呼，尽管被称为“小姐”的女侍应嘴上应得快，心里却是老大的不爽（大概是因为真“小姐”都是收得到小费的），但相比之下，在“先生”一词上则远未达成如此高度的共识，大概这就是别扭的根源所在。 美国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英语的表现力欠佳，却胜在稳定性极佳。Waiter和 Waitress，一直在餐厅里忠实地“等”着，虽然也有场合与情境上的差异，但大体上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史蒂夫的四十条里，也只是在第十四条和第九条分别提到这个问题：“别问侍应生的名字，好让自己能随时有需要的时候能隔着整个餐厅喊他的名字。我曾经编了一个很长的德文名字告诉给一个不懂事儿的客人。那名字让晚餐变成了搞笑的戏剧场景了。”“不要打响指招呼侍应生。记住，我们在厨房里有能够切断骨头的大剪刀。” 这两种行为若发生在吾国的餐厅里，绝不会动用到剪刀：第一，侍应生的名字，就连老板也未必记得住；第二，以吾国餐馆之人声鼎沸，打响指是没有人会听到的，就连你自己也听不到。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堂倌”，更不能重返“服务员”或“同志”。在合适的称谓问世之前，与我同病相怜的表达障碍者，不妨参考以下解决方案：一、举手；二、“喂”；三、只接受女侍应的服务。而在“如何正确称呼侍应生”这个难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读者来说，史蒂夫·杜伯兰尼卡先生的这些谆谆教诲，也就只能名不正言不顺地归类为海外奇谭，屠龙之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