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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让反动的权威崩解(3)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东方早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从《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的作者们涉及的“知识分子”和“报刊”当中,我们看到民初社会的“公共性”,明显地有着新旧掺杂的“转型特征”。说起来,“士大夫意识”未必就是“落后思想”,我们现在还常常缅怀着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个人气节,赞誉他们是“最后的士大夫”。但是,事实还有另一面,民初还有一批有些貌似新派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拖着一根根长长的“士大夫”辫子,被那扇朱红大门夹住,拖累着他们难以进入现代之门。书中高力克《民初陈独秀与胡适的自由民主理念》一文,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左翼,把“德先生”、“赛先生”尊奉成“德菩萨”、“赛菩萨”(张灏语),未把“两先生”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性”的基本价值来培育,令我们看到193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迅速滑向集权专制的思想动因。说穿了,从“帝制”中走出来的那一代人,有几个真正有能力抵御专制思想之反复袭击的?中共党史学者认为:陈独秀的“封建(士大夫)意识”,导致了本党早期的“家长制”。我却以为这是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你很难指望一批用“科举制”造就,靠零散新思想装点的年轻人,在既缺乏现代生活体验,又不在现代体制生活的状态下,建立起一整套现代中国的“公共性”。
    用报刊新媒体推动民国“公共性”建设方面,胡适表现最突出。人所共知,民初学人中,胡适身上那种负面的“士大夫意识”较淡。这和他生于上海,学于美国,养成了现代生活的秉性有关,也和他成名后游走于京沪学、商、政界,于腐朽中看见了生发,始终保持着要将混乱的中国带入真正现代社会的坚强信心有关。其实,通常所说由胡适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并不都是“民主派”。如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一文分析,当北平《独立评论》关于“独裁”与“专制”(1933)的讨论中,“我的朋友胡适之”边上的朋友们,都以“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的“公平的态度”和“独立精神”(见胡适《独立评论·发刊词》),选择了“专制”和“独裁”。蒋廷黻,还有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吴景超、钱端升,都是废科举以后的第一代留学生,但为了建立起像日本、德国那样强盛的“民族国家”,他们主张搁置“民主”,奉行“专制”。《独立评论》在主张“专制”方面还不属极端,1930年代,上海、南京有“蓝衣社”;1940年代昆明有“战国策派”,还主张过“法西斯主义”。胡适等少数人,顶住潮流,坚守“民主”和“自由”理念,几十年的风雨过后,越加显得难能可贵。
    传统“士大夫”如何走出“内廷供奉”的宿命,步入到一个有着更多“公共性”的“市民社会”,这是每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都会面临的问题。具有更大更多“公共性”的现代空间在哪里?对民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坚守的“大学”、“研究院”是一处;他们兼职的“书局”、“出版社”也是一处;他们创办的“同仁刊物”——报刊杂志,更是另一处。民国社会的“公共性”,相当程度上赖上海、北平的“知识分子”的文字新媒体表现,这是值得新闻史、文化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家们一起认真研究的综合现象。《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一书中有陈建华《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一文,讨论“周瘦鹃与《申报·自由谈》”。陈建华似乎是认为:《申报》、《上海画报》、《良友画报》、《礼拜六》、《紫罗兰》等“鸳鸯蝴蝶派”周瘦鹃编过的报刊杂志,也属“市民社会”下的“公共空间”。他们倡导的都市意识、文明态度和良好生活方式,在清末民初的“专制”和“腐败”之下,他们追求国际时尚,保守都市制度,注重维护自己当下的生活空间,并不为过,反而具有健康的“公共性”,是心存巍阙的传统士大夫意识中没有的。如此看来,近代上海为代表的“都市空间”,应该是中国社会“公共性”的一部分,值得好好谈论。
    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一直高估了“士大夫”、“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宏大叙事”,忽视了实际生活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还有,在思想人物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上,主流的思想史还是不自觉的“英雄史观”,过分看重人物言论的重要性、代表性。如果我们只是单单从“文人论政”的言论来看,不去分析他们自身的认同危机和身份意识,就不会看到更多的事实。很多“知识分子”领袖人物貌似华丽,听着激进的言论,其实都是一些马虎见解,糊涂主张。近日朱维铮先生在《上海书评》中揭示顾颉刚等民国学者给蒋委员长“献九鼎”的行为,就是连明清学者也会不屑的阿谀之举,连“士大夫”气质都够不上。相反,许多不被重视的人物,却自觉地告别那些不合时宜的“士大夫意识”,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姿态,推进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当初为上视“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策划的《马相伯》、《蔡元培》、《黄炎培》、《吴贻芳》,他们甚至还都是科举中人,却勤奋开拓“公共空间”,努力建设“市民社会”,这样的民国先驱人物,更令人动容。他(她)们做得多,说得少,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震旦、复旦、交大、南高师、金女大、江苏教育会……。他(她)们并不是最为突出的“论政文人”,却称得上是如鲁迅说的“中国的脊梁”,真正的“大师”。 ■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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