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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议政”、“参政”、“理政”，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都说“封建专制”的时代，“万马齐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记得是以赛亚·伯林说的，“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只是基督教社会的特产，东方社会天然缺乏“公共性”。其实，中国的王朝政治，通过科举制，一直划出某种“公共空间”，专向读书人开放。倒是欧洲中世纪奉行权贵政治，加上基督教会垄断人才，“知识分子”直到十八世纪才崛起为政治群体。万历三十七年（1609），意大利人利玛窦（Mateo Ricci，1552-1610）目睹了当年举行的“乡试”，仅北京、南京两个考场，居然各有“超过四千人”参与“硕士学位”（举人）的竞争。看到这些读书人在通都大邑里“讲学”、“雅集”和“党争”，利玛窦感叹地说:“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第59页）熟悉中西文化交流的人知道，利玛窦企图把中国的儒生，演绎成柏拉图的“哲学家”，好像明朝就是《理想国》中的古希腊政治，社会由一群精通政治的城邦学者统治着。黑格尔以前的欧洲学者，坚信中国由“文人执政”，中国人享有着欧洲人缺乏的 “公共空间”。 二十多年前，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年轻学者华志健（Jeffery Wassarstrom），还在写作他那本后来著名的“五四运动”著作，我们在上海讨论过“公共性”的问题。那个时候，“改革”十年，面临关口，中国学者哄谈政治，美国学者反而在冷静超然地研究学问。华志健按一般原理，把新一次“文人论政”的风气追溯到“五四”时期，肯定这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科学、民主”以后出现的“新文化”、“新空间”。我则根据明清史，不无标新立异地辩称:“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很重的“士大夫”气，他们结社、立党、游行、抗议的方式，乃至于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早见于明末士大夫的“党社”运动，原就有个“旧空间”。几年之后，发生了难以预料的政治变故，全球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文化中有没有“公共性”？中外学者们用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理论来检验。经此变故，我们又有机会在伯克利、波士顿和上海几次见面，继续讨论同一题目。交谊和见识都在探讨中增长，去年见面，面对中国的变化，我不得不承认，当时自己对于中国明清社会“公共性”的估计太高了。中国式的“文人论政”，毕竟是“内廷供奉”，是“朝政野议”，和现代民主体制下的“公共性”，有很大的距离。 思想史研究中的结论，有时很难用简单的对和错来判定，这是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思想史不是门真学问，太容易滑向诡辩论的重要原因。其实，企图把思想史和人的社会实践一一对应起来，逐个检验，判其对错，本身是受了欧洲十九世纪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思想史家更看重的是不同分析方法所能带来的各种启示。比如说，和华志健教授一起观察“新文化”运动冲决开来的“新空间”，可以理解民初那一代“知识分子”如何急切地想要告别过去，洗心革面；而顺着我原来那个想法，从明清史看近代，则可以从后面捋一捋中国文人在转型过程中那根藏不起来的“士大夫”尾巴。 在此意义上，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正好可以拿来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公共性”问题的参考。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即使“称孤道寡”，“朕一人”，中国社会自有中央统一王朝以来，皇室还是给文人士大夫让出了一定的空间，让他们参政、议政。中国读书人特有的“士大夫”意识，还有那“文人论政”的传统，都在这个“类公共空间”中培养和表现。说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还是能够成立的。但是，更加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古代形态的“公共性”和近代社会普遍公认的“公共性”殊不相同。从古代“士大夫”转为现代“知识分子”，既有其延续性，更有其革命性。夹在我们和“五四”中间的老一辈海外华裔学者，以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人为代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问题，应该也属于此种关怀。别的不说，明清“士大夫”的“公共空间”在殿堂、在翰林、在书院、在县学、在雅集、在讲学、在社会……，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则完全转移了。随着1906年清朝在风雨飘摇中“废科举”，“士大夫”的生路一下子断绝，传统空间猛然失去。“士大夫”必须转型，改换自己的知识结构，变更自己的职业角色，做起教师、作家、医生、律师、谋士、自由撰稿人……，如当年左宗棠叱骂的那样，效“江浙文人之末路”，进沪、京报馆当主笔、编辑和记者，赖“新媒体”以活。本书的书名，标示得很清楚:近代的“文人论政”，是新派“知识分子”以“报刊”为“公共空间”的参政、议政。或许，也可以顺着上面提到的那条思路，反过来说:“文人论政”，也表现出民初那一代旧式文人身上仍然残留着的“士大夫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