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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十六世纪的农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会写字，可资借鉴的家庭记录和日记实在太少，而那些文学作品里的中世纪农民，按照古典通例，又大多是滑稽的丑角。幸亏，历史在这页上给自己做过注释，戴维斯的运气和《蒙塔尤》的作者一样好。“真假马丁·盖尔”案件有详实的法庭记录，更有两部当时的文献详尽描写这件事，其中的一个作者，甚至还是审理案件的法官。那些记录充满细节，包括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而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强烈冲突，又使涉入其中的这群农民瞬间暴露在阴暗历史舞台上难得一见的强光下，他们互相纠结的利益关系、他们的感情和需求、他们赖以面对人生的观念和信条，历史学家很少有机会审视这些东西。 这故事天然就像一个“故事”。一个从巴斯克地区移民到法国南部的家庭，他们凭借烧砖的手艺很快融入当地村落生活（或许应该由此对中世纪欧洲农村人口迁移的原因和状况作出新的判断）。这家的儿子年少结婚，门当户对。新娘长得漂亮，直到多年以后，法官仍然用“美丽”（belle）来形容她。只可惜床事不谐，多半是男的阳痿，不过据说女的那头也有点问题，于是沦为乡人笑柄。戴维斯在这里语焉不详地说（也许只是推测）:同村的年轻人一定把新婚的小夫妻当作“charivari”的对象。中世纪时盛行在法国南部地区的这种风俗，一度被教会法庭禁止，不过在穷乡僻壤，官方的禁令并不太值得尊重。这风俗简单说，就是在新婚夫妻家门前荒唐胡闹，装扮女人，做猥亵动作，吵吵嚷嚷敲锣打鼓，用来羞辱奚落那对夫妻，如果女的那位是仍在服丧期的寡妇，或者结婚一段时间后仍无怀孕迹象。 八年以后，在一位乡村巫婆的帮助下，马丁·盖尔的妻子总算怀孕，生下一个男孩，但他很快就离家出走。这件事再次告诉读者，即便在中世纪，生性叛逆的年轻人还是会有机会让自己“在路上”。马丁·盖尔的确见到很大世面，他给意大利的大贵族做仆从，又参军打仗，最后弄断一条腿。 但是在老家，一出鸠占鹊巢的好戏在上演。另有一位马丁·盖尔回到家乡，那是个冒牌货，但所有人都相信他就是那个马丁。在没有照片，也很少有画像（在农村更不大可能有）的中世纪，这事情确实会发生，因为可以对照的只有记忆（而且是一种普遍缺乏图像知识的记忆）。就算冒牌货本人，因为没有机会照镜子，大概也会怀着更大的自信去装扮别人。比较令人惊讶的是贝特朗——那位年轻的妻子，她也看不出这是假的。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戴维斯和那个后来终于回家的丈夫一样，怀疑贝特朗其实心里完全明白。也许她是故意，也许是因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对她的记忆发生某种倾向性的影响，她同这个冒牌货相处愉快，其愉快程度甚至超过她和真的丈夫在一起的那段时光。 假马丁想要拿回由他“叔叔”代管的家庭财产，这件事让他结仇。叔叔发起一场旨在揭露他假冒身份的诉讼。教会法庭介入，调查并不容易，两造干证倶至，人数差不多，剩下的邻居左右为难。作为妻子，以及作为那位叔叔的继女（贝特朗的母亲后来又嫁给马丁·盖尔的叔叔），贝特朗聪明地玩弄两面下注的技巧（戴维斯很不满意电影在这里的简单处理，在书中着力分析这位妻子的处境和相应的心理逻辑）。假马丁几乎要赢得这场诉讼。就在这个时候，真马丁瘸着腿回到家中。 编写《私人生活史》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在评估他自己参与的电影工作时——他的那本书名优美的历史学著作《布汶的星期天》（Le Dimanche de Bouvines）当时正在改编成电影——对《马丁·盖尔归来》评论说，因为《马丁·盖尔归来》那部电影叙述的时代距今较近（同他自己的电影相比），相关文献已有大量关于日常对话的记载，所以让影片中人恰如其分地说话相对容易得多。就像手段高超的厨师碰到上佳食材，戴维斯遭遇的确实是历史学家难得一遇的好素材。 虽然最初只是想要拍一部电影，想要用影像来完整复原那段历史，但这项工作更像是对历史学业务的挑战。作为历史学家，戴维斯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难题。正如杜比在上述那篇短文中所说，那些布景安装，那些人物的手势和姿势，以及（更加困难的）如何让演员像历史中人那样说话？历史学家一旦介入电影这门新业务，就会发现对于从前以为自己极其熟悉的领域，他还相当无知，对这段长期专业研究浸淫其中的时代，他还有相当大的“知识漏洞”。 历史不仅是有关古代事件的一组原因和几种结果的讨论，它是那些历史中人“也许看到过的世界”，是他们“也许有过的反应”。戴维斯发现，在进行更加细致微观的历史叙述时，她不得不“捏造虚构”（invention）一点东西，但那些东西必须“由过去的声音作严格的检验”（held tightly in check by the voices of the past）。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