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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克劳德·卡里叶和达尼尔·维涅请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参与制作他们的电影《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做他们的历史顾问，戴维斯欣然从命。 在参赞拍摄的过程中，戴维斯大受启发。拍完电影，她很快写出一本小书。与电影同名的这本史学专著后来引起争议，或批评它“杜撰”，或盛赞其别开生面，把它判定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作”。 情况是这样的，戴维斯在书的前言里说，眼看电影明星德帕迪约慢慢融入角色（feel his way into the role），这让她大受启发，给她一条“思考（历史人物）的新路子”（gave me new way to think）。 确实，德帕迪约塑造的“假马丁·盖尔”形象相当精彩。他以冒充的身份回到别人的家乡，初次见到他本应熟悉而其实从未见过的家人乡邻。显得既胆大妄为又暗中心虚，表演细腻而充满爆发力。尤为惊人的是，这角色不仅符合故事的逻辑，更具有中世纪农民的质感。那些夸张的神态举止、突然爆发的狂笑，天然有一种令现代观众感到陌生的东西，这是未受到现代礼仪规训的行动说话方式，是从未使用镜子和照相机、很少看到图画的人的举止，是老勃鲁盖尔画中的粗汉，是巴洛克式的肢体动作强烈夸张的人物。 在严谨的历史学者戴维斯看来，德帕迪约的表演几乎向她打开一扇通向历史实验室的窗子。在这间封闭的实验室里，历史学家可以设定人物，令其表演，观察事件在环境中的演绎，从而理解历史的真相，或至少历史的一种可能性。电影在场景和叙事时间上的连续性，迫使它的历史顾问开始运用想象和“虚构”。 如今，“历史实验”（historical-experimentation）已不算是个太异想天开的说法，《侏罗纪公园》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在他另一本畅销小说《重返中世纪》（Timeline）里描绘过这样一群历史学家，他们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环境内，模拟古代人的生活，像中世纪人一样吃喝玩乐、穿衣练武，切身体验被淹没于历史中的生活细节。而BBC拍摄的那种历史纪录片和虚构历史故事片，更是大批量地模拟仿真“历史现场”（我们的央视也常常在历史纪录片中添加类似的实验片段，以他们擅长的那种中华牌电视剧的轻率风格）。 但是，电影真的能够朝向历史不断“逼真”么？就像《法国文化史》作者提出的那个问题:1650年南特大教堂的钟声，我们真的能知道它到底是怎样的声音么？我们真的能够断定，那个中世纪的法国骗子，其言行举止果然就是德帕迪约在电影里那种样子么？ 不错，他那弯腰拱背的姿势，放纵言表的悲喜情绪，的确像是一个从未有机会站在镜子前整顿仪容的中世纪农民，他甚至有老勃鲁盖尔版画人物那种缺乏——现代人类体格学（somatology）标准规训下的——比例感的强壮身材。可说到底这是一部电影，观众需要清晰的故事情节，人物行为的逻辑必须合理（合乎现代观众的理解力）。德帕迪约一旦沿着剧情往下走，身上那股“假设的”（其实也许只是那种让我们感到陌生的距离感）中世纪味就渐渐消失。 因此戴维斯觉得有必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和电影站在同一个起点上，但当电影开始向悬疑故事转弯时，戴维斯让她的历史学著作继续往前走。 电影让戴维斯学会用“微观的”、“切片的”方式看历史，让历史学家开始观察和想象隐藏于古代文献中的人物，让他们用田野式的人类学方法来撰写历史。因为电影要刻画十六世纪法国南部郎格多克地区一群农民的形象，要理解他们面对变化中的事件会有怎样的情绪和反应，戴维斯就得去查找文献里的说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