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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近代企业家阶层难以形成，从客观上还在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苦难史，清王朝灭亡之后，先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以后又是军阀混战，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内乱仍然存在，之后又是日本的入侵。那些年的中国从来没有平静过，中国虽大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搁不下，哪有企业发展的机会。小平同志总强调，安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政治的稳定，就没有经济发展，也没有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何况，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经济上对民族资本的压制、排挤，也让中国的企业家难以生存。乱世出英雄，但乱世出不了企业家。 但是这些恶劣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企业家，中国仍然有一些企业家在逆境中成长。这两本书所介绍的张謇、银行家陈光甫、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陈嘉庚、刘鸿生、卢作孚等等仍然历经艰苦磨难，对中国的经济进步作出了贡献。不过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企业家阶层，他们不仅人数少、财力不足，而且在当时的中国也远远不足以作为一种社会中坚力量改变社会。毛主席多次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今天也可以解释为企业家）是软弱的。这种软弱的根本原因还是实力不够，这种实力包括所控制的财富，也包括社会地位。 企业家成才的环境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条件，在这个时期，最终控制资源配置的仍然是奉行国家商业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府，他们不仅通过官商直接控制经济，而且也通过各种经济与非经济的手段控制了民营资本。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家难以靠自己的经营才能成功，即使不是官商，也要通过各种方法求助于政府的权力。当要依靠权力才能致富时，企业家也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了。他们不能一心一意的做企业，而要应付政府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干预，要去找门路、疏通关系，利用政府的权力。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是他们不这样做不行；不是他们自愿为娼，而是被迫的不为娼不行。翻翻企业家史，有几个是完全靠白手起家成功的？即使白手可以起家，在起家后要做大，仍然离不了政府的权力。一部企业史几乎就是官商结合史，这是中国的悲剧，但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必然结果。在一个政府权力极大，且没有限制的国度里，企业家的成长必然是不同于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如在大石头重压下成长的树木不同于正常的树木一样。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可以有个别企业家的成功，但不会有一个企业家阶层。他们也无法像市场经济下那样成为受尊重的社会进步力量。 当然，这些条件也造成中国企业家本身有这样那样的不成熟之处。按吴晓波和傅国涌先生的分析，中国企业家有由官员转型而来的，有从海外回来或当买办出身的，有出身于士大夫阶层者，也有白手起家者。这不同出身的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作为中国社会的企业家也有他们的共同之处，特别是他们身上都留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作为企业家行事时都无意识的流露出前资本主义的特点。为什么张謇灭亡于捐助过多？这仍然是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企业家的职责首先在做好自己的企业，“兼济天下”是成功后的事。洛克菲勒、摩根这些人不都是在企业极为成功之后才“兼济天下”的嘛？ 其实，企业家是什么出身无所谓，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起点最后达到现代企业家的终点，近代的企业家都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但这不是一代人的事，不可能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可惜历史再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计划经济的建立不需要一个企业家的阶层，也没有让他们成长的土壤了，中国企业家的发展史就这样突然中断了。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企业家才在艰难中又一次起步，民主国家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这个企业家阶层迟早要形成。最终中国的命运是在企业家手中，因为经济决定政治，决定一切。当然中国的现代化要由各阶层的人共同努力，但我们仍然愿意把企业家阶层作为中心。 读有关中国近代企业家的这两本书是对中国企业史的一个回顾，这种回顾绝不仅仅是要缅怀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中找到未来。今天的企业家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激励，也可以找出教训。我们不能“克隆”历史，但可以从历史中得到经验。这正是我希望每一个有志于中国现代化的人，都读读这两本书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