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作家郝景芳凭借小说《北京折叠》获得2016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也是继去年刘慈欣《三体》之后，中国作家第二次获得雨果奖。消息一公布，朋友圈便被《北京折叠》刷屏了，郝景芳曾将该小说贴在网易博客上，阅读量从一开始的几万蹿升到破百万。
    不过，质疑的声音很快传来。比如有读者尖锐地指出，《北京折叠》一点都不科幻，它所呈现的世界是22世纪，但那个时候的北京却依旧停留在工业时代，郝景芳许多细节（比如互联网）的刻画甚至还落后于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在这一点上，窃以为批评者过于苛刻，一则，郝景芳关于城市翻转折叠的设想已足够脑洞大开；二则，科幻小说营造的世界再虚拟再魔幻，归根结底是对人类自身世界的一种影射，科幻小说是以“假”求“真”，《北京折叠》也做到了这一点。
    《北京折叠》这样描述22世纪的北京：北京存在着三个空间，三个空间并非共时态存在的，它们相互折叠转换。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多数人以处理垃圾为生；第二空间是中间阶层，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人口主要是大学生、金融人士、公司中层；第一空间是上流阶层，他们是权力者、管理者，轻易操控着其他空间的人的生存，这里仅仅生活着五百万人。三个空间的人所占有的时间各不相同，以48小时为标准分配，第一个空间独占24小时，第二空间的人拥有16个小时，第三空间的人占有的时间最少、并且都在夜间，只有8小时。
    空间与空间之间相互隔离，只有一个空间被折叠，另外一个空间才会出现。空间的流动是向上的，并且空间之间的流动非常困难，只有极少数第三空间的人能够晋升到第一、第二空间。因此第一、第二空间的人知道第三空间的现状，但第三空间的许多人可能老死都不知道第一、第二空间是什么样的。
    读者轻易地从《北京折叠》里的空间设置读到关于阶层的隐喻：阶层之间的隔阂、阶层间的严重不公、阶层上升渠道的壅塞、阶层固化……事实上，郝景芳也丝毫不掩饰她的创作动机：“我曾经居住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我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其他省份的家人孩子，听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感觉像是另外一个世界。”郝景芳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博士，她说自己有机会参加一些重大会议，见识到一些能够改变他人命运的人。
    如果单纯以为郝景芳是要书写一个类似《雪国列车》的故事，强调阶层分化、号召弱者反抗，很可能是种一厢情愿的误判。小说中引人注意的一点是，纵然郝景芳强调了阶层之间的不公和隔阂，但阶层之间的冲突却不强烈，甚至充满温情的味道。比如主人公老刀从第三空间“偷渡”到第二空间和第一空间，他所遇到的第一、第二空间的人对他始终充满善意。再如老刀偶然间旁听了第一空间关于是否在第三空间推行垃圾自动化分类的讨论，城市主官表示反对，他说：“事情哪是那么简单的，你这个项目要是上马了，大规模一改造，又不需要工人，现在那些劳动力怎么办，上千万垃圾工失业怎么办？”郝景芳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设定进行了说明，她说：“《北京折叠》以阶级视角去审视的话，它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些人就被压缩到了深夜里边做垃圾工，但是你要是真的从这个智能化角度来审视，他们并不是完全失业，政府是给他们制造了一个最低工作岗位，用这种方式来达到社会救济的目的。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这个东西里面就不是那么邪恶。”
    
    也就是说，郝景芳想要的只是客观地呈现每一空间里的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她想凸显出，在不公正的第三空间里，微小个体努力的价值和意义。读者可以感受到郝景芳的科幻小说有某种特质，她的小说有一种诗意和温情，这种诗意和温情是由小人物赋予的。比如《北京折叠》里的老刀，他勤勤恳恳工作、费尽心力“偷渡”，为的是让他领养的女儿能够上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在这种其实是很残酷的过程中，还是可以发现其中每一个人，都是在朝着他自己心中温情的方向去努力”。
    郝景芳承认，她被这种整体的历史层面的残酷性和个体层面的有所追求的张力所打动，她从中看到人的生命的价值所在。这是最打动她的地方，是她写作的动力，是她小说中温情和诗意的来源，也是她没有通过写作表达愤怒的原因。
    这固然让《北京折叠》不至于陷入写法上和思想上的重复与单一，但也导致了《北京折叠》给读者带来一种杂糅、分裂和不彻底感。郝景芳一边展现了阶层隔阂与阶层固化，另一边她又刻画了阶层之间含情脉脉的一面；她一边展现了老刀等小人物如蝼蚁般的生存现状，另一边她又以个体的努力和所谓的个体生命价值来淡化这种残酷……郝景芳似乎在以后者来论证前者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相当危险的苗头。无论第一空间的人对第三空间的老刀怎样的温情，都遮掩不了一个事实：两个空间严重的不平等，以至于第三空间的时间都被侵占和掠夺；无论个体在艰难处境中如何努力、如何超越自我，这都不意味着“艰难处境”的存在是合理的；郝景芳认为“人的内部自由是最高的价值”，但以赛亚·伯林认为，“自由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只能是一种客观事实”，哈耶克也认为，所谓“内在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只能是外在世界的客观事实，即“免于他人的强制”。
    足够残酷的现实里，我们需要温情的抚慰，但没有改良的前提，歌颂温情却是可疑的。我们不想苛责郝景芳，因为在阶层这一复杂议题面前，不仅是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包括最一流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不可能一下子给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或许才是小说以外，最令人沉重的地方。